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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晋怎么都没想到，差点要了自己的命的，竟然是这么一段很单纯的商业理论阐述！
王锡爵错了吗？恰恰相反，他一点都没错。尽管不懂商业，不懂现代经济理论，更不懂什么人类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某某主义，但是他有着最深厚的国学功底，有着统治一个人口上亿的国家的经验，更有着超人一等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
有了这些，能够看出王子晋这点经济理论深层所蕴含的东西，有什么奇怪？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对于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春秋时的管仲，西汉时的盐铁论，都包含着相当犀利的经济理论探讨。而当时的统治者最终所作出的选择，之所以没有进而发展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
当然不是什么狗屁的独尊儒术，儒学其实一点都不排斥经济理论和商业，子贡还是个大富翁呢，孔子在这方面只是承认自己不够专业而不向这方面发展而已。真正使得中国的统治者限制商业和商品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因，就是客观的条件，中国从古到今，都太孤单了！
是的，就是孤单，孤单到了环顾四周，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贸易对象，不管什么人和中国人做生意，都会轻而易举地陷入贸易入超的窘境之中。像中国这样庞大而文明的一个经济体，在全世界长达近两千年里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根本找不出足够分量的贸易伙伴来和我们竞争，和我们一起发展。
有人要问了，垄断不是最好的牟利方式吗？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是完全不懂得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就是在于培育市场，而后延伸产业链，在这种条件下，充分的竞争会使资源得到最为科学的配置，也会促使社会良性发展。垄断，只不过是先让大部分人去养活一小部分人，到最后大家一起憋死的慢性自杀而已。
而中国，恰恰就是这么尴尬，我们太文明了，太发达了，发达的太早了，以至于周围都是只能抬头仰望我们的穷邻居。唐朝宋朝时，我们甚至不用输出商品，单单是卖文化就能榨干日本朝鲜这样国家那一点可怜的剩余价值；到了明朝，中国又是只用了一百年，就逼得欧洲人不得不去开辟新航线，以获得足够的贵金属来弥补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当然，到了后来中国日渐衰落，人家就发现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如放炮打枪地来抢划算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轻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那根本没有必要，没有这些理论，中国一样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相反，对于大一统的政治来说，地方商业势力的离心倾向又是那么明显，一旦发展起来势必会危及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而言，任何一点离心倾向都值得给予最高的重视，都会招来最严厉的打击。
十六世纪的中国江南，站在了资本主义的门槛上？
在王子晋看来，这样的一个命题，至少是部分成立的。这成立的一部分，就是江南一带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解放，还有地方政府支配力的下降，再加上外部贸易的有利地位，都是相当美好的环境。
但也仅此而已了。江南并不是割裂的江南，而是大明朝的江南。江南要承担大明朝四成以上的赋税，要提供最为精英的一部分官僚，是这个帝国最为精华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的江南，朝廷怎能容许它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样危险的苗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便是到此不过大半年的王子晋，也为江南一带政府势力的萎缩和地方士绅势力的强大而惊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派到江南来的流官，若是不能取得当地士绅家族的支持，他这官就完全当不下去。倘若他的某项政令不先通报当地的各大名门望族，政令不出衙门都只能算他运气好，在衙门里就被打回去的可能也不小。
后来历史上的东林党，将这种倾向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就以一个所谓书院的名义，实际上行使了江南数府之地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官府都只能绕道走。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便是出于东林党嫡系传人张溥之手，而那也并不是什么义士激于义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运动，只要东林党发话了，那几个锦衣卫和东厂的番子算得了什么？
王子晋为此震... -->>
王子晋怎么都没想到，差点要了自己的命的，竟然是这么一段很单纯的商业理论阐述！
王锡爵错了吗？恰恰相反，他一点都没错。尽管不懂商业，不懂现代经济理论，更不懂什么人类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某某主义，但是他有着最深厚的国学功底，有着统治一个人口上亿的国家的经验，更有着超人一等的洞察力和判断能力。
有了这些，能够看出王子晋这点经济理论深层所蕴含的东西，有什么奇怪？
事实上，中国古代并不缺少对于经济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春秋时的管仲，西汉时的盐铁论，都包含着相当犀利的经济理论探讨。而当时的统治者最终所作出的选择，之所以没有进而发展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
当然不是什么狗屁的独尊儒术，儒学其实一点都不排斥经济理论和商业，子贡还是个大富翁呢，孔子在这方面只是承认自己不够专业而不向这方面发展而已。真正使得中国的统治者限制商业和商品经济理论发展的原因，就是客观的条件，中国从古到今，都太孤单了！
是的，就是孤单，孤单到了环顾四周，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贸易对象，不管什么人和中国人做生意，都会轻而易举地陷入贸易入超的窘境之中。像中国这样庞大而文明的一个经济体，在全世界长达近两千年里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根本找不出足够分量的贸易伙伴来和我们竞争，和我们一起发展。
有人要问了，垄断不是最好的牟利方式吗？持这种观点的人，只能说是完全不懂得自由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这个精髓，就是在于培育市场，而后延伸产业链，在这种条件下，充分的竞争会使资源得到最为科学的配置，也会促使社会良性发展。垄断，只不过是先让大部分人去养活一小部分人，到最后大家一起憋死的慢性自杀而已。
而中国，恰恰就是这么尴尬，我们太文明了，太发达了，发达的太早了，以至于周围都是只能抬头仰望我们的穷邻居。唐朝宋朝时，我们甚至不用输出商品，单单是卖文化就能榨干日本朝鲜这样国家那一点可怜的剩余价值；到了明朝，中国又是只用了一百年，就逼得欧洲人不得不去开辟新航线，以获得足够的贵金属来弥补和中国的贸易逆差。——当然，到了后来中国日渐衰落，人家就发现老老实实做生意，不如放炮打枪地来抢划算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治者选择了轻视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那根本没有必要，没有这些理论，中国一样在对外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相反，对于大一统的政治来说，地方商业势力的离心倾向又是那么明显，一旦发展起来势必会危及中央政府的政令下达——对于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而言，任何一点离心倾向都值得给予最高的重视，都会招来最严厉的打击。
十六世纪的中国江南，站在了资本主义的门槛上？
在王子晋看来，这样的一个命题，至少是部分成立的。这成立的一部分，就是江南一带人均收入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解放，还有地方政府支配力的下降，再加上外部贸易的有利地位，都是相当美好的环境。
但也仅此而已了。江南并不是割裂的江南，而是大明朝的江南。江南要承担大明朝四成以上的赋税，要提供最为精英的一部分官僚，是这个帝国最为精华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的江南，朝廷怎能容许它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这样危险的苗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便是到此不过大半年的王子晋，也为江南一带政府势力的萎缩和地方士绅势力的强大而惊讶，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派到江南来的流官，若是不能取得当地士绅家族的支持，他这官就完全当不下去。倘若他的某项政令不先通报当地的各大名门望族，政令不出衙门都只能算他运气好，在衙门里就被打回去的可能也不小。
后来历史上的东林党，将这种倾向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就以一个所谓书院的名义，实际上行使了江南数府之地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官府都只能绕道走。曾经入选中学课本的《五人墓碑记》便是出于东林党嫡系传人张溥之手，而那也并不是什么义士激于义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群众运动，只要东林党发话了，那几个锦衣卫和东厂的番子算得了什么？
王子晋为此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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