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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 -->>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wright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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