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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岳误上贼船始末。
但须磨有个真正的杰作，是用威胁利诱的手法，在行政院最机密的部门，部署了一名间谍。此人名叫黄秋岳，是福建诗坛继陈石遗而起的名家，与梁鸿志气名。但在北洋政府时代，并不如梁鸿志那样飞黄腾达。北伐以后，一直在中枢供职；官拜行政院机要秘书，颇为汪精卫所赏识；有个儿子在外交部当科长。
说起来际遇并不算得志，亦决不能说是失意；坏是坏在有个善于挥霍的姨太太，所以简任秘书的待遇，加上中枢机要人员的津贴，收入虽不算少，却常常闹穷。
因此，须磨得以乘虚而入。他出身于东京帝大英文科；在华多年，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亦颇有研究，据说譬如山就是他捧红的。黄秋岳诗文皆妙，腹笥甚宽；须磨居然有资格常跟他谈文论艺，且又常有馈赠，食物玩好之类，岁时不绝，因而结成深交。
私交之外，更有公谊；由于黄秋岳掌管院会纪录，所以须磨常常写信跟他打听消息。不过决非探听机密；凡是提出的问题，都是第二天就会见报的消息，了无足奇。须磨不过早一天知道而已。
有一天，须磨折简相邀，入席以前，先有一番叙说；须磨率直问道：“黄先生，听说你的经济情况很不好？”
黄秋岳扭怩地答说：“既然是老朋友，我亦不瞒您说，我有两个家；小妾花钱又漫无节制，以致捉襟见肘。”
“我很想帮黄先生一个忙。”须磨取出一张支票，摆在茶几上；面额是5万元，”请收下。”
“这，这不敢当。”黄秋岳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无功不受禄。朋友纵有通财之义，亦决不能受此厚赐。”
“黄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亦没有资格拿几万元送朋友；你说无功不受禄，只要肯帮我们一点忙，不就可以安心收下了吗？”
黄秋岳不知道这笔钱来自日本的大藏省；还是日本喜欢做中国关系的财阀？涸辙之鱼看到这一汪清水，自不能无动于中；沉吟了好一回问道：“不知道要我帮一些什么忙？”
“很简单。请你把每一次阁议的内容告诉我。”
须磨口中的”阁议”即是行政院院会；黄秋岳当即答说：“能公开的，自然可以公开——。”
须磨抢着说道：“不能公开的，也要公开。”
“那，那万万不行。”
“有什么不行？一定行！”须磨开始暴露狰狞面目，斗鸡眼、鹰爪鼻，加上鼻下那一小撮黄胡子，望而令人生畏，他的语气忽又一变：“黄先生，你别怕！我们收集情报，亦不过备而不用；而且阁议亦不会有多大的机密。与会人员甚多，泄漏了亦不见得是你。”
“话是不错。但我的良心及职务，都不容许我这么做。”
“事实上你已经在做了；而且早就在做了。”
黄秋岳愕然，”这是怎么说？”他问：“如果我做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须磨且不作声，从写字台抽斗中，拿出一大叠黄秋岳的亲笔信，”这不就是你的成绩。”他说，”既然已经帮忙了，就不妨帮到底。”
黄秋岳大惊失声，急忙分辩，”这都是可以见报的东西，毫无机密可言！”
“黄先生，你外行！”须磨答说：“是否机密，要由我们来判断；而且机密与否，要看时效。早一刻知道是机密，迟一刻知道，就不是机密。事实上，你写给我的信，对于三宅坂已作了很大的贡献。”
“什么三宅坂？”
“喔，对不起。”须磨笑着道歉：
“陆军省在东京三宅坂；所以我们惯以这个地名，作为陆军省的代名词。”
听到这里黄秋岳如当胸着了一拳、双眼发黑，倒在沙发上好久都作不得声。
“黄先生”须磨倒了一杯白兰地，递到他手里，”定定心！慢慢想。我保证跟你充分合作；希望你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如果，”黄秋岳很吃力的说：“如果我拒绝呢？”
“拒绝的后果是：身败名裂。不要做这种傻事！”
由此开始，须磨展开了威胁利诱，交替为用的手法；一步紧、一步松；而下一步更紧，他不但要求黄秋岳在接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后，必须予以满意的解答，而且间接要获得外交部的情报，也就是将黄秋岳的儿子也要拖下水去。
黄秋岳百脉贲张，不断有种冲动；拍案痛骂须磨一顿，然后自首，承认过去的错误，静候政府裁处。但这种冲动始终未能化为决心；刚一发生便为其他种种顾虑所打消失，首先想到的是面子；其次想到的是”解职听勘”以后的生活；公私交迫，困处愁城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栗。每一次的冲动，都像一个迅速膨胀的气球，很快地到达极限；但每一次都有一个针尖，轻轻一戳，立即泄气。
话虽如此，黄秋岳还是没有同意；只表示需要考虑，他说他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达成须磨的期待。当时约定在一星期后作复。当然，他也不会收下那张支票。
这以后几天，黄秋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能够摆脱须磨的威胁？在办公厅中，沉默寡言；回到家更是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独自沉思，交游酬酢都摒绝了。
与黄秋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姨太太兴致特别好；虽然他在书房中时，她从不去打搅他，但饭桌上，枕头边，笑语殷勤，风情万种。黄秋岳也就因为有这一朵活色生香的解语花，才没有愁出病来。
这天下午，黄秋岳正在客厅里看晚报，是一篇成都通讯，详记两名日本记者被杀的经过——日本为了国军追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成都的地位突出重要，要求设置总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外交部便根据条约，加以拒绝；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顾，派定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由上海乘长江轮船，溯江西上。预备到成都开馆。
平时四川民众对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岩井到了重庆，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交当局便改用迂回试探的方式派与岩井同行的4个人，到成都打前站。这4个人，两个是记者，一姓渡边、一姓深井；一个是”满铁”的职员田中；再一个是汉口濑户洋行的老板。他们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的那天——民国25年8月23日，正好举行反对日本设置领事馆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浩浩荡荡，队伍长达数里；哪知恰好有4个陌生的日本人抵达，更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治安当局怕发生不测事件，劝告渡边等4人，最好留在他们所投宿的大川饭店，以便于保护；这4个人不听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是：包围、冲入、捣毁、殴斗。治安当局出动一连的兵力，及若干宪兵支援警察；但群情激愤，群众已变成了狂潮。结果，4个日本人，一半负伤，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两名日本记者的尸体在大川旅馆的正府街发现。再下一天，8月25日，在大川旅馆再度出现包围的情况；这一次，治安当局知道是左派分子有组织的行动，以强硬手段镇压，频有死伤；同时捕获了两名首谋分子，立即处决，以期收拾事态。
这就是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子激平民众的爱国情绪，却为政府制造了问题。
正当黄秋岳叹惜痛恨！黯然不欢之际；他的那位徐娘风韵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来一个大盒子，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道：“你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
说着，拎起大衣领子往上一提，是一件毛汽油光闪亮的”灰背”；等她往身上一比，黄秋岳觉得这模样很面熟，倒像在何处见过似地。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交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物之美，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买得起就不贵；才4000块钱。”
“4000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5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交换，收起入帐，算日子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这跟”栽赃”没有什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出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出，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什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毛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须磨有一张支票存入他的帐户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不知道。”
“唯岂不知道才问你，人家的钱为什么存入你的户头？”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户头里有5万块钱？”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什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帐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5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户头里？”
“是别人寄存的。”
“谁？”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她脸色铁青，”谁也不知道，你安着什么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
想想自己的话，漏洞确实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银行时，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况寄存之说，根本不通；那人为什么自己不开个存款户头，直接”寄存”在银行里？
要解释这个误会，只有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妇人不可共机密，就算她谅解了，同意不动这笔款子，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而况她绝不会同意！
“你怎么样？如果你心疼钱，以后就别说那种慷慨的话。我是实心眼儿，信以为真，结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黄秋岳，一颗心突然一松；自觉”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来！”
替爱姬买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约定给须磨答复的日子；他踌躇了一天，不知怎么办？到得下一天，接到须磨的信，问其他的儿子所主管的一个外交上的问题——无关机密；但如作了答复，便是接受须磨要求表示。黄秋岳考虑了一夜，终于跟他儿子通了电话，给了须磨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须磨以此功劳，连升三级，内调为外务省情报部长；这是个大使级的职位，而须磨不过是比公使犹低一等的总领事。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气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蒋委员长看得很清楚，日本从1934年初斋藤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岗田内阁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势，侵华的步骤即逐渐加紧。及至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变”军部所支持的官僚广田弘毅组阁，竟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恢复陆相现役制；陆军想并吞华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为明显。最彰明较著的一个事实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建议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司令由旅团长少将级，改为师团长中将级；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则越过他们的大使，直接向陆军省要求增兵华北，于是这年——1936，亦即民国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华北驻屯军司令改为”亲补职”由昭和亲自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廊中将为扩大编制后的第一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半个月以后，陆军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个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对中国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所以武装冲突的性质，即令是局部的亦会很快地发展为全面的。蒋委员长看得最透彻的一点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永无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应全部要求，甚至承认”满洲国”；但遇到国际矛盾冲突，时机有利日本时，他们仍旧会越黄河而南，继续侵略。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应战；特别可珍视的是，民气可用，把握这多年以来所培养的宝贵的时机，一定能为国家民族，死中求生，打开一条出路。就算败了，国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战，国民精神日趋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那就真的要沦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180个师——第一线100个；预备军80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但是，在华北苦心撑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已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动员的决心，所以仍旧忍辱负重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得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证实日本政府已受军部牵制；而陆军首脑部中，”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决定由日本本土派遗3个师团——包括驻广岛的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内；朝鲜派一个师团；关东军派两个旅团，投入华北战场时，认为让全国民众了解国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唯有”凭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中，发表了以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演说；第三天，演说全文见报，全国民众热烈响应，人人都了解：这回，中国跟日本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蒋委员长下山回南京；随即派遗二十九军出身的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说明中央的决策及全面抗战的步骤。这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专阃所寄的大将，立即改变了态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师，停止后撤。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5000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平时日本海军亦已有了行动。以上海及长江方面作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决定在上海制造藉口，发动战争，但第三舰队的主力在长江流域，汉口驻有陆战队2000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时长江上游的日侨撤退，亦须一段时间，因此，虽有行动，并不积极。
这些情况在蒋委员长的参谋部门，看得很清楚，秘密拟定了一个瓮中捉鳖的作战计划；调集轮船，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凿沉，一方面阻止敌舰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断在江阴以西水域中的20多条日本军舰及2000海军陆战队，可以一鼓成擒。
这个计划的拟订不难，付诸实施的技术问题却很复杂；尤其是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调遗部署，更费时日。但正当海军部会同交通部著著进行，将次成功时，日本在汉口的2000海军陆战队，突然撤退；在长江的20多条日本兵舰，亦鼓棹东下，由8月7日至9日，前后3天之中，都通过了江阴要塞，集中在上海；陆战队而且强行登陆，并要求中国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队。浙沪的情势，立刻就很紧张了。
隔了两天，中国交通部下令各轮船公司，尽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接着海军破坏了江阴下游的各种航行标志，并开始阻塞江阴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军固然无法再施故技，在下关江面炮轰南京；但参谋本部的拟订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却也完全落空。
这件事很奇怪！日本长江舰队的行动，发生得非常突兀。情报部门疑心消息已经走漏；但却无从设想，走漏的过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战争终于爆发；当天军方征用招商局轮船7艘；民营轮船16艘；海运舰艇及趸船28艘，在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一律凿沉，成为长江的第一道封锁线。下行轮船只到镇江为止。属于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两条长江轮被封锁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给招商局运用。
下一天发生了有名的”八一四”空战。这天上午中国空军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为中心目标，展开空中攻击；下午，日本木更津联队轰炸机18架，从台湾新竹起飞，空袭笕桥机场。平时中国空军全部9个大队及4个直属中队，正全部转移至东南地区，决定部署于杭州、南京、南昌、广德各机场，担负支援上海作战及保卫首都的任务；当日机到达笕桥上空时，恰好担负驱逐任务的第四大队刚由周家口调防降落，得到... -->>
黄秋岳误上贼船始末。
但须磨有个真正的杰作，是用威胁利诱的手法，在行政院最机密的部门，部署了一名间谍。此人名叫黄秋岳，是福建诗坛继陈石遗而起的名家，与梁鸿志气名。但在北洋政府时代，并不如梁鸿志那样飞黄腾达。北伐以后，一直在中枢供职；官拜行政院机要秘书，颇为汪精卫所赏识；有个儿子在外交部当科长。
说起来际遇并不算得志，亦决不能说是失意；坏是坏在有个善于挥霍的姨太太，所以简任秘书的待遇，加上中枢机要人员的津贴，收入虽不算少，却常常闹穷。
因此，须磨得以乘虚而入。他出身于东京帝大英文科；在华多年，对于中国的文化艺术，亦颇有研究，据说譬如山就是他捧红的。黄秋岳诗文皆妙，腹笥甚宽；须磨居然有资格常跟他谈文论艺，且又常有馈赠，食物玩好之类，岁时不绝，因而结成深交。
私交之外，更有公谊；由于黄秋岳掌管院会纪录，所以须磨常常写信跟他打听消息。不过决非探听机密；凡是提出的问题，都是第二天就会见报的消息，了无足奇。须磨不过早一天知道而已。
有一天，须磨折简相邀，入席以前，先有一番叙说；须磨率直问道：“黄先生，听说你的经济情况很不好？”
黄秋岳扭怩地答说：“既然是老朋友，我亦不瞒您说，我有两个家；小妾花钱又漫无节制，以致捉襟见肘。”
“我很想帮黄先生一个忙。”须磨取出一张支票，摆在茶几上；面额是5万元，”请收下。”
“这，这不敢当。”黄秋岳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无功不受禄。朋友纵有通财之义，亦决不能受此厚赐。”
“黄先生，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亦没有资格拿几万元送朋友；你说无功不受禄，只要肯帮我们一点忙，不就可以安心收下了吗？”
黄秋岳不知道这笔钱来自日本的大藏省；还是日本喜欢做中国关系的财阀？涸辙之鱼看到这一汪清水，自不能无动于中；沉吟了好一回问道：“不知道要我帮一些什么忙？”
“很简单。请你把每一次阁议的内容告诉我。”
须磨口中的”阁议”即是行政院院会；黄秋岳当即答说：“能公开的，自然可以公开——。”
须磨抢着说道：“不能公开的，也要公开。”
“那，那万万不行。”
“有什么不行？一定行！”须磨开始暴露狰狞面目，斗鸡眼、鹰爪鼻，加上鼻下那一小撮黄胡子，望而令人生畏，他的语气忽又一变：“黄先生，你别怕！我们收集情报，亦不过备而不用；而且阁议亦不会有多大的机密。与会人员甚多，泄漏了亦不见得是你。”
“话是不错。但我的良心及职务，都不容许我这么做。”
“事实上你已经在做了；而且早就在做了。”
黄秋岳愕然，”这是怎么说？”他问：“如果我做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须磨且不作声，从写字台抽斗中，拿出一大叠黄秋岳的亲笔信，”这不就是你的成绩。”他说，”既然已经帮忙了，就不妨帮到底。”
黄秋岳大惊失声，急忙分辩，”这都是可以见报的东西，毫无机密可言！”
“黄先生，你外行！”须磨答说：“是否机密，要由我们来判断；而且机密与否，要看时效。早一刻知道是机密，迟一刻知道，就不是机密。事实上，你写给我的信，对于三宅坂已作了很大的贡献。”
“什么三宅坂？”
“喔，对不起。”须磨笑着道歉：
“陆军省在东京三宅坂；所以我们惯以这个地名，作为陆军省的代名词。”
听到这里黄秋岳如当胸着了一拳、双眼发黑，倒在沙发上好久都作不得声。
“黄先生”须磨倒了一杯白兰地，递到他手里，”定定心！慢慢想。我保证跟你充分合作；希望你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如果，”黄秋岳很吃力的说：“如果我拒绝呢？”
“拒绝的后果是：身败名裂。不要做这种傻事！”
由此开始，须磨展开了威胁利诱，交替为用的手法；一步紧、一步松；而下一步更紧，他不但要求黄秋岳在接到他所提出的问题以后，必须予以满意的解答，而且间接要获得外交部的情报，也就是将黄秋岳的儿子也要拖下水去。
黄秋岳百脉贲张，不断有种冲动；拍案痛骂须磨一顿，然后自首，承认过去的错误，静候政府裁处。但这种冲动始终未能化为决心；刚一发生便为其他种种顾虑所打消失，首先想到的是面子；其次想到的是”解职听勘”以后的生活；公私交迫，困处愁城的日子，令人不寒而栗。每一次的冲动，都像一个迅速膨胀的气球，很快地到达极限；但每一次都有一个针尖，轻轻一戳，立即泄气。
话虽如此，黄秋岳还是没有同意；只表示需要考虑，他说他的能力有限，可能无法达成须磨的期待。当时约定在一星期后作复。当然，他也不会收下那张支票。
这以后几天，黄秋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能够摆脱须磨的威胁？在办公厅中，沉默寡言；回到家更是把自己关在书斋中，独自沉思，交游酬酢都摒绝了。
与黄秋岳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他的姨太太兴致特别好；虽然他在书房中时，她从不去打搅他，但饭桌上，枕头边，笑语殷勤，风情万种。黄秋岳也就因为有这一朵活色生香的解语花，才没有愁出病来。
这天下午，黄秋岳正在客厅里看晚报，是一篇成都通讯，详记两名日本记者被杀的经过——日本为了国军追击”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共产党，成都的地位突出重要，要求设置总领事馆，以便搜集情报。成都并非通商口岸，外交部便根据条约，加以拒绝；而日本政府悍然不顾，派定岩井英一为代理总领事，由上海乘长江轮船，溯江西上。预备到成都开馆。
平时四川民众对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岩井到了重庆，不敢再往前走；日本外交当局便改用迂回试探的方式派与岩井同行的4个人，到成都打前站。这4个人，两个是记者，一姓渡边、一姓深井；一个是”满铁”的职员田中；再一个是汉口濑户洋行的老板。他们由重庆乘汽车到达成都的那天——民国25年8月23日，正好举行反对日本设置领事馆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浩浩荡荡，队伍长达数里；哪知恰好有4个陌生的日本人抵达，更刺激了群众的情绪。治安当局怕发生不测事件，劝告渡边等4人，最好留在他们所投宿的大川饭店，以便于保护；这4个人不听忠告，以致第二天在大川旅馆，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冲突的过程是：包围、冲入、捣毁、殴斗。治安当局出动一连的兵力，及若干宪兵支援警察；但群情激愤，群众已变成了狂潮。结果，4个日本人，一半负伤，一半下落不明。到下一天，两名日本记者的尸体在大川旅馆的正府街发现。再下一天，8月25日，在大川旅馆再度出现包围的情况；这一次，治安当局知道是左派分子有组织的行动，以强硬手段镇压，频有死伤；同时捕获了两名首谋分子，立即处决，以期收拾事态。
这就是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的”成都事件”的真相；左派分子激平民众的爱国情绪，却为政府制造了问题。
正当黄秋岳叹惜痛恨！黯然不欢之际；他的那位徐娘风韵的姨太太，笑盈盈地捧来一个大盒子，一面打开盒盖，一面说道：“你看看这件大衣怎么样？”
说着，拎起大衣领子往上一提，是一件毛汽油光闪亮的”灰背”；等她往身上一比，黄秋岳觉得这模样很面熟，倒像在何处见过似地。
“这件灰背大衣，跟胡蝶的那件，一模一样。”
这一说，黄秋岳想起来了。报上登过一张照片，中苏复交后，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赴任；在同一条邮船上有梅兰芳与胡蝶，新闻记者邀一貌堂堂的颜大使与梅胡合影，真能尽华夏人物之美，是一张极有名的新闻照片。照其中的胡蝶，穿的就是这样一件灰背大衣。
“不错！”黄秋岳说：“可惜，价钱太贵了。”
“买得起就不贵；才4000块钱。”
“4000块钱还不贵。我一个月的收入才多少？丽人一袭衣，下官半年粮。”
“你又要哭穷了！银行里几万块钱摆在那里。哼！”听得这话，黄秋岳始而一楞；继而一惊，顾不得姨太太的唠叨，赶到银行里查帐；果然有一笔5万元的存款，而且是支票，经过交换，收起入帐，算日子正是与须磨会见第二天的事。
这跟”栽赃”没有什么两样。黄秋岳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报告长官；但兹事体大，必须谋定后动。于是找了个清静的咖啡馆，一个人坐下来细想。
结果是，越想问题越多；对他最不利的是时间问题，可想而知的，须磨出此一着，当然另有布置，早已占了防御上的优势。如果须磨约会之后，立即反映；或者支票存入的当天，便将实情和盘托出，都可以邀得谅解，甚至还会获得奖励。如今时机已经错过，据实上陈，所换得的必是一句诘问：你为什么不早说？从而就会产生诛心之论：是内心在动摇，考虑接受须磨的条件。那时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早已决定拒绝须磨的要求，所以当时不即据实报告者，是觉得不必多事；哪知须磨居然”栽赃”这就绝不能保持沉默了。
这样说法，似乎没有毛病；问题何以迟至这时候才来报告？是因为一直不知道须磨有一张支票存入他的帐户之故。
哪知一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是姨太太迎着他问：“你怎么一声不响，往外就跑；到哪里去了。”
“我到银行里去看帐。”黄秋岳答说：“那笔钱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你不知道。”
“唯岂不知道才问你，人家的钱为什么存入你的户头？”
黄秋岳不愿多说；”以攻击作为防御”故意反问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户头里有5万块钱？”
“那天银行打电话来的。”
“什么？”黄秋岳大惊：“银行打电话来的。怎么说？”
原来须磨派人去存钱时，只知道名字，不知道帐号；银行职员看面额很大，而存钱的人不是黄秋岳往日所派的工友，怕发生错误，所以曾打电话到黄家去求证。
“银行的人问我，是不是派人来存5万元？我怎么好说不是？当然说不错。”
“那！”黄秋岳气急败坏地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应该你自己跟我说才是。”
她的解释是，黄秋岳曾经说过，只要他有钱，一定尽量给她用。现在有这么一笔说大不大，说小真不小的款子在银行里；她倒要看看，他以前说的话是出于真心，还是随口敷衍？倘出真心，自然会主动告诉她，此刻我有钱了；有多少，你要花就花吧！
“不错，我说过这话。问题是这笔钱不是我的。”
又回到原来的疑问上来了：“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存到你的户头里？”
“是别人寄存的。”
“谁？”
“你不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她脸色铁青，”谁也不知道，你安着什么心？甚至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牛头不对马嘴。”
想想自己的话，漏洞确实很大；既是别人寄存，安有支票存入银行时，不先通知他的道理？而况寄存之说，根本不通；那人为什么自己不开个存款户头，直接”寄存”在银行里？
要解释这个误会，只有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但妇人不可共机密，就算她谅解了，同意不动这笔款子，也会惹出许多麻烦来，而况她绝不会同意！
“你怎么样？如果你心疼钱，以后就别说那种慷慨的话。我是实心眼儿，信以为真，结果搞得下不了台！”
“好了！”精神濒临崩溃边缘的黄秋岳，一颗心突然一松；自觉”得救”了，”你把我的支票本拿来！”
替爱姬买了灰背大衣的第二天，便是约定给须磨答复的日子；他踌躇了一天，不知怎么办？到得下一天，接到须磨的信，问其他的儿子所主管的一个外交上的问题——无关机密；但如作了答复，便是接受须磨要求表示。黄秋岳考虑了一夜，终于跟他儿子通了电话，给了须磨满意的答复。
以后的一段日子，倒也并没有多大的麻烦；黄秋岳方在庆幸，并未出卖了国家的机密，不料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西安事变”须磨的要求便多了，每天都要有情报。因此，政府对因应此一巨变的全部过程，日本了如指掌。
到得二十六年1月，须磨以此功劳，连升三级，内调为外务省情报部长；这是个大使级的职位，而须磨不过是比公使犹低一等的总领事。
须磨离职，黄秋岳并不能脱离日本的掌握；由须磨的继任者，接收了黄秋岳的关系。半年之后，爆发了七七事变。
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接到来自宋哲元、秦德纯的详细报告后，判断这是日本军的挑战，不应视之为偶发性的”地方事件”立即作了他生气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应战。
蒋委员长看得很清楚，日本从1934年初斋藤内阁的陆相荒木贞夫不安于位；到1935年秋天，岗田内阁的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逐，皇道派完全失势，侵华的步骤即逐渐加紧。及至1936年发生”二二六事变”军部所支持的官僚广田弘毅组阁，竟接受了统制派的要求，恢复陆相现役制；陆军想并吞华北五省的狂妄野心，更为明显。最彰明较著的一个事实是，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武藤章，建议扩大华北驻屯军的编制，司令由旅团长少将级，改为师团长中将级；驻华武官矶谷廉介则越过他们的大使，直接向陆军省要求增兵华北，于是这年——1936，亦即民国25年的5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华北驻屯军司令改为”亲补职”由昭和亲自任命第一师团长田代皖一廊中将为扩大编制后的第一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半个月以后，陆军省”行最小限度的增兵”是一个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在北平成立了司令部。凡此都是对中国将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所以武装冲突的性质，即令是局部的亦会很快地发展为全面的。蒋委员长看得最透彻的一点是，日本军阀的野心永无止境，即令忍辱受侮，答应全部要求，甚至承认”满洲国”；但遇到国际矛盾冲突，时机有利日本时，他们仍旧会越黄河而南，继续侵略。
因此，与其坐而待亡，不如起而应战；特别可珍视的是，民气可用，把握这多年以来所培养的宝贵的时机，一定能为国家民族，死中求生，打开一条出路。就算败了，国格未失，精神不死；倘或再不抗战，国民精神日趋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那就真的要沦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了。
这个决心是在”七七”的第二天作成的；随即下令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着手动员；3天之内就拟定了具体的全面抗战的军事计划纲要，在7月底以前秘密组成大本营及各级司令部，准备以180个师——第一线100个；预备军80个，与日本军阀周旋到底。
但是，在华北苦心撑持的宋哲元，尚未了解在庐山的蒋委员长，已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动员的决心，所以仍旧忍辱负重地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得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蒋委员长接到各方面的报告，证实日本政府已受军部牵制；而陆军首脑部中，”扩大派”压倒了”不扩大派”决定由日本本土派遗3个师团——包括驻广岛的板垣的第五师团在内；朝鲜派一个师团；关东军派两个旅团，投入华北战场时，认为让全国民众了解国家民族的存亡生死，已到了”最后关头”；唯有”凭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时机已经到了，因而在7月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中，发表了以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演说；第三天，演说全文见报，全国民众热烈响应，人人都了解：这回，中国跟日本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下一天，蒋委员长下山回南京；随即派遗二十九军出身的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北上，向宋哲元说明中央的决策及全面抗战的步骤。这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专阃所寄的大将，立即改变了态度，下令正在撤退中的三十七师，停止后撤。
这时的政治重心，已由庐山回归南京；行政院院会的重要性亦就恢复了。于是黄秋岳受到日本总领事馆的压力，亦就愈重。到了7月29日，二十九军奋勇抗敌，在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成仁；官兵伤亡5000人，但也予敌重创以后，平津相继弃守，战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平时日本海军亦已有了行动。以上海及长江方面作为”警备区域”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决定在上海制造藉口，发动战争，但第三舰队的主力在长江流域，汉口驻有陆战队2000人，需要集中到上海；同时长江上游的日侨撤退，亦须一段时间，因此，虽有行动，并不积极。
这些情况在蒋委员长的参谋部门，看得很清楚，秘密拟定了一个瓮中捉鳖的作战计划；调集轮船，在江阴要塞附近的江面凿沉，一方面阻止敌舰由海入江；一方面隔断在江阴以西水域中的20多条日本军舰及2000海军陆战队，可以一鼓成擒。
这个计划的拟订不难，付诸实施的技术问题却很复杂；尤其是为了保守秘密，只能在暗中调遗部署，更费时日。但正当海军部会同交通部著著进行，将次成功时，日本在汉口的2000海军陆战队，突然撤退；在长江的20多条日本兵舰，亦鼓棹东下，由8月7日至9日，前后3天之中，都通过了江阴要塞，集中在上海；陆战队而且强行登陆，并要求中国撤退在上海的保安队。浙沪的情势，立刻就很紧张了。
隔了两天，中国交通部下令各轮船公司，尽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接着海军破坏了江阴下游的各种航行标志，并开始阻塞江阴要塞江南的水道。日本海军固然无法再施故技，在下关江面炮轰南京；但参谋本部的拟订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却也完全落空。
这件事很奇怪！日本长江舰队的行动，发生得非常突兀。情报部门疑心消息已经走漏；但却无从设想，走漏的过程如何？及至”八一三”战争终于爆发；当天军方征用招商局轮船7艘；民营轮船16艘；海运舰艇及趸船28艘，在江阴下游的长山港江面，一律凿沉，成为长江的第一道封锁线。下行轮船只到镇江为止。属于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两条长江轮被封锁在南京江面，自然被接收了交给招商局运用。
下一天发生了有名的”八一四”空战。这天上午中国空军从杭州笕桥机场起飞，以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为中心目标，展开空中攻击；下午，日本木更津联队轰炸机18架，从台湾新竹起飞，空袭笕桥机场。平时中国空军全部9个大队及4个直属中队，正全部转移至东南地区，决定部署于杭州、南京、南昌、广德各机场，担负支援上海作战及保卫首都的任务；当日机到达笕桥上空时，恰好担负驱逐任务的第四大队刚由周家口调防降落，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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