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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十八世纪在封建体制下的日本的主导思想当然是以儒教为基础。但是，同武士政权即幕府在江户开办的学堂相比，大坂商人学者们对古典文本的解释更加自由。例如：对于儒教伦理观即“德”中最为重要的“仁”字，他们强调的是也可以用宽容一词来替换的那个侧面。而对于“义”则理解为正确的情况判断和公正的行为，也就是说，将处于商人的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作为经济家的生存方式正当化了。
从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么呢？作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举出宽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读大学时的导师、教授法国文学的渡边一夫先生。他从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开始，是专门研究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在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以不宽容为旗帜的超国家主义国民情绪高涨时期，他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向日本人传达从法国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的宽容精神。
战败后不久，渡边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依然继续着他的努力，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和超国家主义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渐被暧昧化的危机。因此，虽然他是以法语为专业的学者，却还是毅然将托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译过来，并将它们和与此有关的安德烈纪德的文章一起以五个证言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录的曼于1938年写的告欧洲书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语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难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来引用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做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存在着一个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对一切狂信主义的嫌恶、清浊并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均来自其本来的温厚性质。而在某种场合，这对于人文主义来说，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是能够证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义，是坚信自由、宽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则不该眼睁睁地成为其厚颜无耻的仇敌们的狂信主义牺牲品的人文主义。难道欧洲的人文主义已经不能自我更新并使其原则重新具备战斗力了吗？如果它真的到了对此毫无知觉、无法重新恢复生命力为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那么，人文主义恐怕将会灭亡，欧洲恐怕也会随之灭亡。
托马斯曼在三十年代发出的悲鸣唤醒了欧洲，因此人文主义恢复了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我想，正因为渡边一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为了将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有效的呼声译成了日文。经历了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后即将诞生的具有丰富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已经危在旦夕了。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战斗的人文主义，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超国家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因此而怀有强烈危机感的渡边一夫来说，将这一呼声传送给日本人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万幸的是，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渡边一夫担心的那样急剧转向忘记战败惨痛教训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边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是战后的历史教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给日本人精神史带来的变革实在是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也正因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日之丸君之代”即与作为亚洲侵略者的日本的过去重合在一起的国旗、国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结着所有保守党的政权的紧急策划下实现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们的学者、宣传媒体还开始了改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活动。
在此危急的转折时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国人历史学家发掘了十八世纪日本商人学者们独自的思想，并在那里找到了宽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义之所在。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重读了与纳吉塔的学问有关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后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剧高涨的超国家主义所破坏的、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短暂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力图重建的东西上的年轻一代人的出现。
否则，前面引用过的托马斯曼悲剧性的警告，在今后五年、十年里，就不能不面对日本人反复地重复下去。日本人本来就不能说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对于这种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惧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剧发展的近代化和超国家主义淫威下深受其害并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人民。
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国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间改写历史教科书势力的活跃是由于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过于迟钝的原故。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他们适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为了反击做着准备活动。
同时，我还感觉到，对于目前日本回归国家主义趋势的危险性以及必须同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比日本国内有良心的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年，与一边在那里学习一边自发进行一些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和从韩国来留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交往，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日本的国家主义趋向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一面，是锁国主义。日本这个国家，也因为在地理条件上是东洋的一个岛国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处于锁国的状态。如果把从古代到中世之间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有近代化以后大国主义的种种露骨的表现统统计算在内的话，日本在近世针对欧洲的锁国就不用说了，锁国的局面的确反反复复出现过很多次。
如果是在知识方面的锁国，问题就更严重了。一开始我曾说过，早在近代初期，森欧外等青年知识分子就竭尽全力地输入西欧文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化以后。虽然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但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中流亡海外的例子却可以说根本没有，而接受来自海外的流亡者、试图从国内搞文化国际化的情况也不曾有过。
日本人具有容易返回国家主义的体质和与之相伴的强化锁国主义精神状况的毛病。要克服它们，只有期待年轻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努力。这正是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朗读在战后初期艰难的出版条件下被译成日语的托马斯曼那期盼着战斗的人文主义到来的文章的理由。我期望着我此刻的声音也能如愿地传到我的祖国！
开始时，我讲了举止有些不雅的鸟的事，结束时也想谈一谈跟鸟有关的经历。我的长子已经三十六岁了，加上我的年龄正好一百岁。这本来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数字上的错觉，但我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和儿子一起生活了一百年。
我的儿子从出生时起就存在着大脑障碍，在语言方面，至今也只有四五岁孩子的能力。我有这种感觉，跟我一直不得不经常生活在他的身边有关。他的名字叫光。从出生到六岁，他从未主动地跟我和妻子有过任何交流。那期间，光自己从不讲话，当我们跟他说话时，他也没有丝毫反应。
可是，在他四岁过新年时，他对电视机里传来的鸟声却表示出了兴趣。于是，我用收录了野鸟叫声的录音给他特制了一个每小时重复一次的循环式录音带。先是出现某种鸟的叫声，接着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解说员说出鸟名，一共收录了三十种鸟的叫声。在那以后的两年里，光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听着它。当那声音在家中回荡的时候，光就非常安静，这也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于是，两年后的那个夏天，当我们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听到从附近的湖边传来的鸟声时，光安静地说道：“是秧鸟。”完全是录音中女解说员的声调。从那时起，我和妻子便开始了一边放鸟的录音，一边试着让光说出鸟名的游戏。然后，我们告诉他对了还是错了。很快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结果，光不仅能够区分三十种鸟声，而且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
就这样，在我们父母和光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开始了。而且，这个有限的通道被继续扩大着。现在，在国外讲述这些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觉得它像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以此为开端，三年后，光已经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莫扎特、巴赫的音乐了，而且，一旦听过，他便可以在钢琴上用尽管缓慢的速度将它再现出来，还可以把它写到乐谱上。光现在的智力活动也几乎都是由听音乐组成的。但他也能写一些短的曲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种cd，有不少的听众。
听过由他作曲的一个个小作品被演奏家们变成音乐之后，我才发现光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内心生活，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活动，并且还体会到了他的多样性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光从被动地听音乐到主动地开展智力活动的转变，很显然是发生在他学习了西欧创造的乐谱表记法之后。他的音乐明显受到了西欧作曲家们的影响。尽管如此，那里还毋庸置疑地回响着他个人独自的“声音”在那里，我看到了西欧创造的音乐结构在技法上的普遍性。而且，我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普遍的结构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日本人“个人”的内心生活作为一种决不能被一般化的固有的东西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虽然在作曲水平上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武满彻的音乐中，在他那独特的、最具智慧的综合世界里，我再次遇见了我从光的音乐中领悟到的东西。众所周知，武满优美的音乐是在与古典音乐教育环境无缘的、战后初期在瓦砾中重建的日本人的艰难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在一个时期里，武满将箫和琵琶这些虽不是诞生在日本但早已经形成了日本独自的演奏法的乐器引入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了崭新的世界。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武满的音乐是在最高程度上由西欧音乐结构组成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依然能从武满那里听到日本人独自的声音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普遍的音乐宇宙中回响着的日本人固有的、更准确地说是武满固有的声音。
三年前，在一个大雪覆盖东京的初春的日子里，武满通过fm收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第三天早上，他离开了人世。对于如何接受他死去的现实，他的夫人是这样写的：
“去世半年之后的九月，在东京歌剧城的首场音乐会上，正如武满希望的那样，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由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了马太受难曲。
在死前两天听到马太后，他便不再拼命地跟病魔搏斗了，也许是在意识的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安详地将生命托付给宇宙之手的心境之中吧。我想，马太给他带来的绝不是放弃和绝望，而是我无法企及的深沉的安息，是引导他安然上路的路标。
听着在新音乐厅里演奏的马太受难曲，我感到自己头一次平静地接受了他死去的现实。
我想，听了这段话的柏林听众们已经不需要我再来请大家重听一遍马太受难曲了吧。武满夫人优美的文章，想必已经唤醒大家心中对巴赫的各式各样的主题的记忆。我自己已不由地想起那由女低音唱出的咏叹调，”泪水流淌过我的脸颊，无论如何“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听了我的讲话之后，找机会听一听或者再听一次武满彻的音乐。因为我认为，在那里，你们会遇到我刚刚谈到的在文化意识和生活态度方面，日本人是怎样追求普遍性的最好的实例。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一个既根植于日本人最本质的东西又与西欧有着明显的联系、既独特又普遍的最好的典型。武满彻的音乐中既有鼓舞我们同时代日本各个领域的表现者的力量，同时也为如何使下一代日本人摆脱国家主义回潮的死胡同、走上崭新的真正的开国之路出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典型。
虽然我是从在西欧的眼光下思考日本文化开始的，但结果却像现在这样，一个日本的小说家正在向未来的新一代日本人阐述自己的信条。此刻，这对于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感谢柏林的听众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吕莉译)
p;十八世纪在封建体制下的日本的主导思想当然是以儒教为基础。但是，同武士政权即幕府在江户开办的学堂相比，大坂商人学者们对古典文本的解释更加自由。例如：对于儒教伦理观即“德”中最为重要的“仁”字，他们强调的是也可以用宽容一词来替换的那个侧面。而对于“义”则理解为正确的情况判断和公正的行为，也就是说，将处于商人的主导地位的学者们作为经济家的生存方式正当化了。
从日本近代化之初到太平洋战争失败，日本人的文化中最欠缺的是什么呢？作为其中之一，一些人列举出宽容。其中心人物之一，就是我读大学时的导师、教授法国文学的渡边一夫先生。他从研究弗朗索瓦拉伯雷开始，是专门研究法国人文主义的学者。在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这段以不宽容为旗帜的超国家主义国民情绪高涨时期，他义无返顾地致力于向日本人传达从法国人文主义那里学到的宽容精神。
战败后不久，渡边在出版自由的环境下依然继续着他的努力，他还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对于太平洋战争和超国家主义危害的反省存在着逐渐被暧昧化的危机。因此，虽然他是以法语为专业的学者，却还是毅然将托马斯曼的四篇文章翻译过来，并将它们和与此有关的安德烈纪德的文章一起以五个证言为名出版了。
在此，我想引用一下其中收录的曼于1938年写的告欧洲书中的一段文章。其德语文本“achtung，europa！”想必大家不难找到，所以，我想使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来引用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做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
所有的人文主义都存在着一个脆弱的要素。那就是对一切狂信主义的嫌恶、清浊并蓄的性格，以及容易陷入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一言以蔽之，均来自其本来的温厚性质。而在某种场合，这对于人文主义来说，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需要的也许是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是能够证明自己威力的人文主义，是坚信自由、宽容和自由探索的原则不该眼睁睁地成为其厚颜无耻的仇敌们的狂信主义牺牲品的人文主义。难道欧洲的人文主义已经不能自我更新并使其原则重新具备战斗力了吗？如果它真的到了对此毫无知觉、无法重新恢复生命力为斗争做准备的时候，那么，人文主义恐怕将会灭亡，欧洲恐怕也会随之灭亡。
托马斯曼在三十年代发出的悲鸣唤醒了欧洲，因此人文主义恢复了战斗力，最终取得了对纳粹主义的胜利。我想，正因为渡边一夫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为了将来的日本人把这些有效的呼声译成了日文。经历了超国家主义的重压之后即将诞生的具有丰富的宽容精神的人文主义，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已经危在旦夕了。此时此刻，如果没有战斗的人文主义，那么一切都将失去，超国家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对于因此而怀有强烈危机感的渡边一夫来说，将这一呼声传送给日本人是他无论如何也要做的事情。
万幸的是，日本人当时并没有像渡边一夫担心的那样急剧转向忘记战败惨痛教训的方向。我认为，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中野重治、丸山真男、渡边一夫等人所做的先驱性工作发挥了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是战后的历史教育取得了切实的成果。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给日本人精神史带来的变革实在是非同小可。
反过来说，也正因如此，半个世纪之后“日之丸君之代”即与作为亚洲侵略者的日本的过去重合在一起的国旗、国歌的合法化，才在集结着所有保守党的政权的紧急策划下实现了。此外，一部分迎合他们的学者、宣传媒体还开始了改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活动。
在此危急的转折时期，反而由日裔二世的美国人历史学家发掘了十八世纪日本商人学者们独自的思想，并在那里找到了宽容的源流，追溯了日本人的人文主义之所在。这令我非常感动。我重读了与纳吉塔的学问有关的从近代以前到近代的日本人的思想史，期待着今后能有真正把目光集中在那些被急剧高涨的超国家主义所破坏的、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后短暂的战后民主主义时期力图重建的东西上的年轻一代人的出现。
否则，前面引用过的托马斯曼悲剧性的警告，在今后五年、十年里，就不能不面对日本人反复地重复下去。日本人本来就不能说具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对于这种倒退，比日本人更加恐惧的一定是在日本急剧发展的近代化和超国家主义淫威下深受其害并记忆犹新的亚洲各国人民。
而且，我并不认为，我国政府搞的“日之丸君之代”法制化和民间改写历史教科书势力的活跃是由于他们对于亚洲人的眼睛、耳朵和声音过于迟钝的原故。我认为，恰恰是由于他们适度敏感地觉察到了，因此才迫不及待地为了反击做着准备活动。
同时，我还感觉到，对于目前日本回归国家主义趋势的危险性以及必须同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要比日本国内有良心的年轻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不久前，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待了一年，与一边在那里学习一边自发进行一些活动的中国留学生和从韩国来留学的研究者都有过交往，同他们的交流使我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日本的国家主义趋向所具有的特征性的一面，是锁国主义。日本这个国家，也因为在地理条件上是东洋的一个岛国的缘故，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常常处于锁国的状态。如果把从古代到中世之间同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有近代化以后大国主义的种种露骨的表现统统计算在内的话，日本在近世针对欧洲的锁国就不用说了，锁国的局面的确反反复复出现过很多次。
如果是在知识方面的锁国，问题就更严重了。一开始我曾说过，早在近代初期，森欧外等青年知识分子就竭尽全力地输入西欧文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化以后。虽然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但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中流亡海外的例子却可以说根本没有，而接受来自海外的流亡者、试图从国内搞文化国际化的情况也不曾有过。
日本人具有容易返回国家主义的体质和与之相伴的强化锁国主义精神状况的毛病。要克服它们，只有期待年轻的新一代日本人的努力。这正是我今天之所以重新朗读在战后初期艰难的出版条件下被译成日语的托马斯曼那期盼着战斗的人文主义到来的文章的理由。我期望着我此刻的声音也能如愿地传到我的祖国！
开始时，我讲了举止有些不雅的鸟的事，结束时也想谈一谈跟鸟有关的经历。我的长子已经三十六岁了，加上我的年龄正好一百岁。这本来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数字上的错觉，但我有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和儿子一起生活了一百年。
我的儿子从出生时起就存在着大脑障碍，在语言方面，至今也只有四五岁孩子的能力。我有这种感觉，跟我一直不得不经常生活在他的身边有关。他的名字叫光。从出生到六岁，他从未主动地跟我和妻子有过任何交流。那期间，光自己从不讲话，当我们跟他说话时，他也没有丝毫反应。
可是，在他四岁过新年时，他对电视机里传来的鸟声却表示出了兴趣。于是，我用收录了野鸟叫声的录音给他特制了一个每小时重复一次的循环式录音带。先是出现某种鸟的叫声，接着由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解说员说出鸟名，一共收录了三十种鸟的叫声。在那以后的两年里，光几乎每天都从早到晚地听着它。当那声音在家中回荡的时候，光就非常安静，这也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于是，两年后的那个夏天，当我们在山上的一间小屋里听到从附近的湖边传来的鸟声时，光安静地说道：“是秧鸟。”完全是录音中女解说员的声调。从那时起，我和妻子便开始了一边放鸟的录音，一边试着让光说出鸟名的游戏。然后，我们告诉他对了还是错了。很快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结果，光不仅能够区分三十种鸟声，而且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
就这样，在我们父母和光之间通过语言的交流开始了。而且，这个有限的通道被继续扩大着。现在，在国外讲述这些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连我自己都不无担心地觉得它像一个缺乏真实性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以此为开端，三年后，光已经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莫扎特、巴赫的音乐了，而且，一旦听过，他便可以在钢琴上用尽管缓慢的速度将它再现出来，还可以把它写到乐谱上。光现在的智力活动也几乎都是由听音乐组成的。但他也能写一些短的曲子，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三种cd，有不少的听众。
听过由他作曲的一个个小作品被演奏家们变成音乐之后，我才发现光有着微妙而复杂的内心生活，也可以称之为精神活动，并且还体会到了他的多样性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光从被动地听音乐到主动地开展智力活动的转变，很显然是发生在他学习了西欧创造的乐谱表记法之后。他的音乐明显受到了西欧作曲家们的影响。尽管如此，那里还毋庸置疑地回响着他个人独自的“声音”在那里，我看到了西欧创造的音乐结构在技法上的普遍性。而且，我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普遍的结构将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日本人“个人”的内心生活作为一种决不能被一般化的固有的东西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虽然在作曲水平上光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武满彻的音乐中，在他那独特的、最具智慧的综合世界里，我再次遇见了我从光的音乐中领悟到的东西。众所周知，武满优美的音乐是在与古典音乐教育环境无缘的、战后初期在瓦砾中重建的日本人的艰难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在一个时期里，武满将箫和琵琶这些虽不是诞生在日本但早已经形成了日本独自的演奏法的乐器引入自己的作品，创造出了崭新的世界。但是我不能不承认，武满的音乐是在最高程度上由西欧音乐结构组成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依然能从武满那里听到日本人独自的声音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普遍的音乐宇宙中回响着的日本人固有的、更准确地说是武满固有的声音。
三年前，在一个大雪覆盖东京的初春的日子里，武满通过fm收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第三天早上，他离开了人世。对于如何接受他死去的现实，他的夫人是这样写的：
“去世半年之后的九月，在东京歌剧城的首场音乐会上，正如武满希望的那样，在小泽征尔的指挥下，由斋藤纪念乐团演奏了马太受难曲。
在死前两天听到马太后，他便不再拼命地跟病魔搏斗了，也许是在意识的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安详地将生命托付给宇宙之手的心境之中吧。我想，马太给他带来的绝不是放弃和绝望，而是我无法企及的深沉的安息，是引导他安然上路的路标。
听着在新音乐厅里演奏的马太受难曲，我感到自己头一次平静地接受了他死去的现实。
我想，听了这段话的柏林听众们已经不需要我再来请大家重听一遍马太受难曲了吧。武满夫人优美的文章，想必已经唤醒大家心中对巴赫的各式各样的主题的记忆。我自己已不由地想起那由女低音唱出的咏叹调，”泪水流淌过我的脸颊，无论如何“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听了我的讲话之后，找机会听一听或者再听一次武满彻的音乐。因为我认为，在那里，你们会遇到我刚刚谈到的在文化意识和生活态度方面，日本人是怎样追求普遍性的最好的实例。我相信，你们会发现一个既根植于日本人最本质的东西又与西欧有着明显的联系、既独特又普遍的最好的典型。武满彻的音乐中既有鼓舞我们同时代日本各个领域的表现者的力量，同时也为如何使下一代日本人摆脱国家主义回潮的死胡同、走上崭新的真正的开国之路出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典型。
虽然我是从在西欧的眼光下思考日本文化开始的，但结果却像现在这样，一个日本的小说家正在向未来的新一代日本人阐述自己的信条。此刻，这对于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事情。感谢柏林的听众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吕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