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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快速部队进行了枪战。在1969年全共斗运动及大学斗争失败后，一部分活动家们要转移到以保护环境运动为首的市民运动方针上，另一部分活动家则转化为革命激进派。这年组成的“赤军派”与主流派的“京浜安保联合斗争团”在超越所谓大众街头斗争界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它们互相联合，于1971年创立了“联合赤军”
我从1969年起构思洪水触及我的灵魂，花费数年时间继续创作，写下这样的情节：政治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年轻人集体钻进作为商业样品制造的面向民间的核避难所，被快速部队包围后与之枪战。在写作期间的一天早晨，从电视的新闻速报中我看到武装起来的一个活动家团体占领了别墅、并与快速部队进行枪战的情景。
我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一代，属于过激的政治党派冷嘲热讽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没有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我会在他们的武装力量引发了真正枪战时，构思出年轻人集体与警察进行的枪战的情节，并且很具体地写下去呢？也许那是因为正如同一个时代迫使革命党派的青年们要面对警察进行枪战一样，我自身的文学想像也被这个时代逼迫，构思出不得不进行枪战的青年。
当我听到奥姆真理教不加区别进行攻击的恐怖主义报道时，感受到的打击和思考“联合赤军”枪战问题时别无二致。我与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笔下的想建立新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最后却成为不得不直接与社会对立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与上次“联合赤军”的枪战与我的小说创作重合的情况相同，和当今时代追逼现实的宗教集体成为反社会的恐怖组织一样，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也被这相同的时代追逼到了那里。
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件与我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一面构思自己的小说继续往下写，一面探寻这样的课题——这个宗教集体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墙而发生了悲剧性事件以后，这些当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据其经验度过困境抵达新的出发点呢？
然而，我感觉在奥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们起初就没有设想他们要超越即将陷入的危机。在活动以不幸的恐怖主义和教团的崩溃告终之后还留下了很多年轻的信徒。在这一事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任何干部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人的新的出发点。留在社会上的干部也无法表示，它们现在只能从外围打探消息。一个被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团体就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仍然存在着。
我想，这是一个无论与宗教的想像力还是与文学的想像力都毫无关系的可怕而没有结果的事件，这个团体也只能说就是这样的宗教团体。而且面对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灵魂的年轻的日本人，能明确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没有形成。再者还必须承认，通过文学的想像力能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这其中也包括写燃烧的绿树的作者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考虑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自己构思的、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小说里面，考虑到了年轻人组成的宗教集体的内部斗争，导致分裂，最后崩溃；然而却没有考虑他们对外彻底实施进攻性的恐怖主义这一要素。既然奥姆真理教事件确实做出了这样的示范，今后考虑日本年轻人的宗教集体时，就不能忽视这个要素。
1elainepagels，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译注。
2灵知派的福音书(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译注。佩格尔斯1教授在对可以称为新古典的灵知主义进行研究时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对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2。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稣肉体复活的人们——也就是代表教会权力的人们——与被他们视为异端加以否定的人们产生对立。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东正教教父特鲁托里阿努斯的话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应该信。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句话的形式，把它作为他初期代表作的标题——因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这种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当时正值教会大肆建设、发展期间，也是大危机降临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强。从而也可用文学的想像力来理解，无信仰的日本文学家们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范例。
另一方面，作为异端人士的代表，佩格尔斯教授所谈的内容是关于灵知主义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觉的学说)。他们中好像也有过激的人，把期待书本上的耶稣复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们主张，复活不是历史上的单一事件。取而代之的应是象征化，将现在怎样才能体验基督的实际存在当成大事。问题是似乎不应照本宣科，而应做灵魂的展望。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学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现出作为异教被排挤的人们出于危机性紧张感而发的极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当接触到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的、有宗教动机的事件，就会感到事件中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别是从未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层因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焕发出的紧张感。他们在文学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现得很涣散。
奥姆真理教宗教领袖的说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领袖对信徒的号召力也仅仅是源自教祖和干部的政治权力，以及由封闭的日本年轻人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内部压力。
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说教祖及干部们——其特征是后者中的多数不但是主谋犯，而且还是执行犯——被逮捕后，他们手下的每个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脑子里只有空虚的印象。这说明信徒个人内心自发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为了提高这些信徒们的紧张感，教祖在首先强化内部政治框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部社会对这个封闭的集体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以此当做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即使干部们比下属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犯的帮凶，所以已无法脱离教祖勾勒的神话。
在这些干部中，好像还有因为被所谓“有搞科研的机会”和能满足权利欲等诱饵引诱而误入奥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下层信徒还是因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而深感不安、不满及孤立才求助于奥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学想像力在制止这些年轻人向封闭的教团靠拢方面无能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铁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干部们被逮捕以后，还未看到有人试图用文学的想像力召唤茫然而空虚的年轻人。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无法对他们起到现实的作用。
但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是个明确的标志，它表现了日本大都市有那么多除了当教团手下的信徒之外别无选择的深受不安、不满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轻人。地方的小城市、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的农村地区也潜存着这样的年轻势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经常在纸条上写下的“下一次是火”这句话。我们的社会的底层暗藏着也应称为巨大岩浆的脆弱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世纪末-新世纪很难彻底清算少数人操纵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之后仍会继续燃烧的新的课题呢？
(庄焰译)
察的快速部队进行了枪战。在1969年全共斗运动及大学斗争失败后，一部分活动家们要转移到以保护环境运动为首的市民运动方针上，另一部分活动家则转化为革命激进派。这年组成的“赤军派”与主流派的“京浜安保联合斗争团”在超越所谓大众街头斗争界限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它们互相联合，于1971年创立了“联合赤军”
我从1969年起构思洪水触及我的灵魂，花费数年时间继续创作，写下这样的情节：政治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年轻人集体钻进作为商业样品制造的面向民间的核避难所，被快速部队包围后与之枪战。在写作期间的一天早晨，从电视的新闻速报中我看到武装起来的一个活动家团体占领了别墅、并与快速部队进行枪战的情景。
我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一代，属于过激的政治党派冷嘲热讽加以批判的人，所以也没有与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我会在他们的武装力量引发了真正枪战时，构思出年轻人集体与警察进行的枪战的情节，并且很具体地写下去呢？也许那是因为正如同一个时代迫使革命党派的青年们要面对警察进行枪战一样，我自身的文学想像也被这个时代逼迫，构思出不得不进行枪战的青年。
当我听到奥姆真理教不加区别进行攻击的恐怖主义报道时，感受到的打击和思考“联合赤军”枪战问题时别无二致。我与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笔下的想建立新教会的年轻人为什么最后却成为不得不直接与社会对立呢？
我是这样考虑的，与上次“联合赤军”的枪战与我的小说创作重合的情况相同，和当今时代追逼现实的宗教集体成为反社会的恐怖组织一样，自己的文学想像力也被这相同的时代追逼到了那里。
可是事实上发生的事件与我的文学作品之间也有很明显的区别。我一面构思自己的小说继续往下写，一面探寻这样的课题——这个宗教集体为突破不得不撞的南墙而发生了悲剧性事件以后，这些当事者有多大可能性才能根据其经验度过困境抵达新的出发点呢？
然而，我感觉在奥姆真理教的事件上，他们起初就没有设想他们要超越即将陷入的危机。在活动以不幸的恐怖主义和教团的崩溃告终之后还留下了很多年轻的信徒。在这一事件审理过程中，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任何干部都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人的新的出发点。留在社会上的干部也无法表示，它们现在只能从外围打探消息。一个被称作奥姆真理教的宗教团体就以这样的组织形式仍然存在着。
我想，这是一个无论与宗教的想像力还是与文学的想像力都毫无关系的可怕而没有结果的事件，这个团体也只能说就是这样的宗教团体。而且面对期待用宗教方法拯救灵魂的年轻的日本人，能明确伸出援助之手的其他宗教的想像力也没有形成。再者还必须承认，通过文学的想像力能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作品也还没有写出来。这其中也包括写燃烧的绿树的作者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我考虑的是这样的事情。在自己构思的、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小说里面，考虑到了年轻人组成的宗教集体的内部斗争，导致分裂，最后崩溃；然而却没有考虑他们对外彻底实施进攻性的恐怖主义这一要素。既然奥姆真理教事件确实做出了这样的示范，今后考虑日本年轻人的宗教集体时，就不能忽视这个要素。
1elainepagels，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译注。
2灵知派的福音书(thegnosticgospel)，vintagebooks——译注。佩格尔斯1教授在对可以称为新古典的灵知主义进行研究时谈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初期的思考方法中可以看到的根本对立以及它的政治作用2。照本宣科地相信耶稣肉体复活的人们——也就是代表教会权力的人们——与被他们视为异端加以否定的人们产生对立。
在此引用代表前者的东正教教父特鲁托里阿努斯的话如下：正因不合理我才应该信。日本战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之一埴谷雄高稍微改变了一下这句话的形式，把它作为他初期代表作的标题——因为不合理我才相信。
他的这种想像力是宗教的想像力。当时正值教会大肆建设、发展期间，也是大危机降临的最盛期，想像力也因此增强。从而也可用文学的想像力来理解，无信仰的日本文学家们也把它作为自己思想的范例。
另一方面，作为异端人士的代表，佩格尔斯教授所谈的内容是关于灵知主义基督教徒的(即早期基督教徒相信神秘直觉的学说)。他们中好像也有过激的人，把期待书本上的耶稣复活的看法叫做蠢人的信仰。
他们主张，复活不是历史上的单一事件。取而代之的应是象征化，将现在怎样才能体验基督的实际存在当成大事。问题是似乎不应照本宣科，而应做灵魂的展望。
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近似于文学的想像力。而且也是表现出作为异教被排挤的人们出于危机性紧张感而发的极高的宗教想像力。我每当接触到战后日本社会陆续发生的、有宗教动机的事件，就会感到事件中无论是宗教的想像力，还是文学的想像力都很薄弱。特别是从未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层因为宗教的想像力高度集中而焕发出的紧张感。他们在文学想像力方面也往往表现得很涣散。
奥姆真理教宗教领袖的说教就是其典型代表。宗教领袖对信徒的号召力也仅仅是源自教祖和干部的政治权力，以及由封闭的日本年轻人集团具有的特殊的内部压力。
我们在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报道说教祖及干部们——其特征是后者中的多数不但是主谋犯，而且还是执行犯——被逮捕后，他们手下的每个信徒都感到很茫然，脑子里只有空虚的印象。这说明信徒个人内心自发的宗教想像力原本就很薄弱。
为了提高这些信徒们的紧张感，教祖在首先强化内部政治框架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外部社会对这个封闭的集体进行攻击的可能性，以此当做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即使干部们比下属的信徒有更多的思考自由，但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罪犯的帮凶，所以已无法脱离教祖勾勒的神话。
在这些干部中，好像还有因为被所谓“有搞科研的机会”和能满足权利欲等诱饵引诱而误入奥姆真理教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下层信徒还是因生活在日本现代社会而深感不安、不满及孤立才求助于奥姆真理教的。
日本的文学想像力在制止这些年轻人向封闭的教团靠拢方面无能为力。再重提一下，在“地铁沙林事件”和教祖及干部们被逮捕以后，还未看到有人试图用文学的想像力召唤茫然而空虚的年轻人。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想像力好像也无法对他们起到现实的作用。
但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是个明确的标志，它表现了日本大都市有那么多除了当教团手下的信徒之外别无选择的深受不安、不满及孤立感之苦的年轻人。地方的小城市、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的农村地区也潜存着这样的年轻势力。
我不由得想起詹姆斯邦德经常在纸条上写下的“下一次是火”这句话。我们的社会的底层暗藏着也应称为巨大岩浆的脆弱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世纪末-新世纪很难彻底清算少数人操纵的可能性。这是不是意识形态行将终结之后仍会继续燃烧的新的课题呢？
(庄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