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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
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格地要求h先生遵守时间。露天走廊的对面是一个庭院，像一个小树林，好几次我穿过走廊去叫h先生，他怎么也不起来。最后被我逼得没办法，他终于又给服务员一次小费，然后跟我走出来。巨大的黑色树干和黄褐色的落叶，与其说是属于植物，倒不如说更像矿物质，我回想起这种异常光秃的树木在枝叶繁茂时的景象，我想真正具有印度特色的树木是什么树呢？就这样，我没给机场打电话，也没问飞机是否按时起飞，就催促着出租车，在预定起飞之前勉强到达机场，不知何故，起飞时间延了又延，已经过了下午，还没听到播音员报告起飞时间。h先生通晓这个国家的国民性，曾写过一本印度生活经验谈，或许他早就知道飞机不会按时起飞，显然，我做了惹h先生生气的事情。我这么想时，h先生在机场酒吧里自酌自饮，我坐在显示屏前，一边在看从旅馆商店里买的描写印度野生动物的书，一边注意听播音员广播，以免漏听。作者叫e.p.基，是一位农场主，这是一本纪实回忆录，叙述他自己耿直的性格和一生的经历，书中有些奇异的故事，是一本很适合旅行时读的书。刚才我把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写到书的扉页上。现在这本书就放在我的旁边。一九四七年，巴基斯坦出现分裂，e.p.基根据克什米尔地区朋友们的证词，写下了当时发生的奇怪现象。信奉牛的印度教徒们穿越重新划分的国境，从巴基斯坦移居到印度，而不食猪肉的伊斯兰教徒却移居到巴基斯坦，这时，野生动物们也本能地寻找求生之路。巴基斯坦境内的野牛大量迁移到印度，同样大量野猪涌向巴基斯坦寻求安全！
已经过了中午，飞机还没起飞。等了这么久，我就给h先生讲了这个故事想逗他笑。这时候，h先生独自一人还坐在柜台边，于是我也坐到他旁边的独脚凳上，要了一杯啤酒。与其说对客人冷淡，倒不如说那张脸流露出的扫兴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印度的酒吧服务员，他端来不太凉的啤酒，似乎在想，哎，哎，又一位日本酒鬼。我先喝了口酒，然后给h先生讲了上面一段有关动物的故事，可是他一直在望着寒碜的酒橱和一张很大的印度地图，对我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又要了一瓶啤酒，h先生只望着酒瓶和印度地图，就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这样，我要了好几次酒，陷入一种决不是不熟悉的冲动中。
回想起来，我的年龄和儿子现在的差不多，也是十七、八岁，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冲动，像年轻人一样，我称它“跳跃”现在我也是这么叫。每次“跳跃”快来时，我就想方设法回避，以避免它战胜我，可是有时，连我自己也会莫明其妙地去寻求“跳跃”的情绪。包括酒醉后的胡做非为，一年一次“跳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也许这种多年的积累改变了我的生活之路。当然，也不能说“跳跃”没有造就我在新德里机场发作的“跳跃”愚弄了长久以来我敬爱的h先生，我这么说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诗中描写一位已过中年的男人，因可悲的恋情而烦恼。当时h先生正在喝酒，还是那副气哼哼的表情，我认为自己让他看这种诗，愚弄他，说不出这种危险的事情是失礼，还是恶作剧。
我把托盘翻过来，在上面描上眼前那幅印度地图，然后在几个地方打上星星标记，写了一首搀杂着这些地名的英文诗，题目叫印度地名指南。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这首英文诗（？）的内容：已过中年的男子因恋爱而烦恼，年龄相当的爱人去了地方城市，他满面忧愁，在闷闷不乐地喝酒。我正是通过这些地名，表达出诗的含义。那天，我们坐火车去参加会议。而昨晚跟h先生争论的涅菲多普娜女士去参加在迈索尔举行的语言学学会。迈索尔，将mysore分解开就成了mysore，现在，只要查一下正放在桌子上的小辞典，就会想起一碰就痛的伤口、疮，痛苦（悲痛、生气）之源等等这种令人难受的事。老实说我并没有把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在国际会议中结下的老交情看成是恋爱关系，我们的学生时代是在h先生那一时期的作家，即战后文学家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我对h先生做过恶作剧，而同一代表团的o君经常怂恿涅菲多普娜女士扮演h先生的情人角色。可是不管是o君还是我，我们都对年长、自立的文化人士h先生和涅菲多普娜女士抱有绝对敬意，并没有想把他们俩作为情人撮合到一起。可是，我把带有挑衅意味的打油诗写到托盘上，当时h先生没戴眼镜，正低着头盯着柜台看，当我把托盘推到他面前时，他戴上眼镜，那种样子像中世纪显赫的贵族。早晨我让他早起，再加上飞机晚点，h先生好像老是在生气“那你就发火吧！我是不会介意的”就这样，我被一种无法抗拒的“跳跃”引诱着。
h先生就这样坐着，读托盘上的诗，眼里流露出愤怒。接着，他又重新戴上眼镜，慢慢地读了二、三遍，从太阳穴到眼睛周围流露出紧张。我的心里立刻一片漆黑，后悔不迭h先生慢慢地转过脸来，那双眼里包含的表情一下子把我打垮了。
我曾写到：从欧洲旅行回来，第一眼看到儿子的面孔时，我不在家期间，他就像发情的野兽极尽荒淫之后，那双疯狂的眼睛里仍然留有余韵，似乎发情的野兽在内部吞食着他，那种眼神让人无法忍受。那双生灵活现的眼睛里流露出金黄色的光泽，现在我想说，那里流露出的是最巨大、深重的悲伤。听到儿子发疯的故事，以及他对礼物口琴的态度，再加上我旅行中积累下来的疲劳，急不可耐的我在那一瞬间没有看出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
尽管如此，身为父亲的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儿子寥寂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最悲痛的感情呢？现在回想一下，真是不可思议。最终，我们全家还是能够理解悲痛的原因，并同他取得了和解，对此我想这是布莱克的诗在其中起了作用。在关于他人的悲伤中有这样一段话“看着流淌的眼泪，自己能不悲伤起来吗？看着孩子哭，父亲能不陷入悲痛吗？”在天真之歌中有一节诗接下去写到“啊，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为我们赶走悲伤，他坐在我们身边，呻吟着，直到我们的悲伤逃走。”
通过这些体验，我才真正体会到儿子眼中流露出的悲伤，以及在新德里机场的酒吧里，h先生那一瞬间所流露出的悲伤，这就是我给“悲伤”下的定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