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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故事。
2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1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2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3
1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2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3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1975），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摸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1
1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1
1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1964）、个人的体验
（1964）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1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1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35卷第8号。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1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1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1994年10月16日。
寻访故事。
2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3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1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2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3
1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1992年5月。
2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1992年10月。
3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1978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1975），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摸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1
1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1
1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1964）、个人的体验
（1964）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1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1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35卷第8号。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1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1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199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