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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同一个夜里，广岛到处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放弃了睡眠试图救活一个病人，可他们的努力终成徒劳，那位他忙拼命抢救的女孩还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轻女孩被送到了这里。早晨，10点。这里一处有如身在镜中般明亮、清洁，又有着高效率的场所——abcc。这里负责研究原子弹受害者是怎样死去的。当然，他们也为送来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但广岛人绝不会主动到这里来。停车场上的车负责把登记在abcc的名单上的人带到这儿。有人说，这项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尸体，是这里最难做的两项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厅里，安静地坐着被召集来的病人。一个小男孩等着妈妈看完病出来，一个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们都安安静静地等着轮到自己。又有一台车从停车场开下比治山，朝着七河流经的市中心驶去。这个停车场，为了abcc，这个地球上仅有的两处具体研究原子弹对人体的影响（20世纪的人们有谁不关心这个问题呢）的机构之一的abcc，必须勤奋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轻女孩的尸体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间里。我在周围的几个房间转了转。一些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用染色剂处理过的血液，一边记下手里的计算器上读出的白血球数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9万个白血球的血液载片。主管工作的年轻女医生曾碰到过一位白血球指标为83万个的老人。老人当然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见到的血液样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这敞亮而现代化的场所，却正是死者的国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标是多少吗？”冷不防被她一问，我一瞬间产生了错觉。“要是有人有83万个白血球的后，正常的白血球少说也该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标只有六千个。我再没勇气继续观察显微镜了。在下一个房间里，尸体用石蜡做硬化处理后被制成薄片。最后，终于在观察原子弹受害者的血液对梅毒的反应的房间里，我的紧张才略微有所缓解。我想自己再不会像这天早晨一样，觉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击的小病。
资料室的门连接着另一座楼的走廊。我转到这儿，想找别出口。这里堆放着被分档整理过的病历卡。从紧闭的房门里，传出传送病历卡时那流水般的声音。是电脑正在整理死者的识别签。那个有着83万个白血球，内脏的所有组织都被癌细胞吞噬，脊椎骨变得像浮石一样疏松的老人的病历，也曾发出流水般的声音从这里通过吧。从abcc出来，返回广岛市区的一路上，我浑身不由得不住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11点，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体来说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种气氛也确实越发浓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出口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道，日共已经最终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强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出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出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处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体，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头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道，这些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10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
一旦白血病发病，病人可依靠药物恢复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这一段极短的时间。当白血球再次增多时便无法医治。重藤院长怀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后却又再次恶化，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会不会与现今药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当有关。我同样不能忘记，当院长谈起白血病病人时，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无边的黑暗。院长自己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人间地狱的一幕。然而他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直至今日。他正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和平公园，晚上7点15分。月亮还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满草坪的与会代表们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涛。他们都很紧张。还没宣布开会，以慰灵塔为背景的讲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学连”六十几个学生占据了代表与讲台中间的空地，正在高呼口号，并试图进行演说。大会方面正用麦克风劝告学生撤出，严禁代表受其挑拨采取行动。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一辆小货车停在中间“全学连”的领袖站在上面，手持麦克风高声朗读告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有与会工人、学生、市民书。“置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要求于不顾，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最后关头仍问题百出。他们虽以多数票决定将大会举办工作全权委任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但到底又决定了什么呢？面对迫在眉睫的反战和平斗争，又怎样说已经端正了方向、明确了态度呢？”在他们背后，是一群敲着有柄单皮鼓进行祈祷的僧侣，半空里直升飞机盘旋着，烟花腾空而起。代表们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想要盖过学生们的歌声。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公园。公园四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在军舰进行曲中行进着。和平公园整个被绳索拦住，只许代表和记者入内。市民们汇集到绳索外侧，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情形。
7点25分，数百名警察从广场正面的建筑物的下方鱼贯而出，好似团体参拜慰灵碑一般直奔慰灵碑。有人鼓起掌来，原来是坐在草坪上的代表。我感到十分震惊。学生们一下子被冲散了。从讲台到公园入口一百多米远的距离，警察追赶着学生，到处是叫声，一片混乱。“别让学生过来！”坐着的代表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被警察追得四处奔逃的学生又被撵了回去。学生阵营瞬时间被捣毁了。他们向讲台上记者集中的这边逃来。我和一部分记者也被卷入混乱之中。我跪倒在地上，被撞伤了。从我身旁跑过去的一个学生像橄揽球赛中狂奔的得分手一样，在绳索和代表之间迂回奔逃。他突然摔倒在地上，被警察追上了。“是哪个代表下的脚绊！”这个念头猛地从我脑中闪过，我感到非常难受。学生们全都被追散了，代表们又鼓起掌来。我又一次大为震惊。代表们何以对学生怀着如此强烈的敌意，到底为什么？躲过警察追击的一个学生越过绳索跑到市民当中，他忿忿地叫道：“警察守着共产党开会去吧！”已经早有传闻，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团叫的警察。
学生们撤走之后，共产党国会议员团首先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台。接着是外国代表。7点50分，讲台上的位子已经坐满。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伊藤事务局长致开幕辞。“我们决不满足于以这种形式召开大会。如果条件齐备，我们随时准备将大会交还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办。”掌声过后，进行默哀。晚上8点，一轮满月升起。伊藤事务局长身后，扭曲的拱形屋顶的钢筋框架在月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在这默哀的两万人当中，唯有伊藤事务局长和森泷代表理事将要面临最为严重的困难。
森泷代表理事以致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及受害者的讲话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他念念不忘广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内心的历程，和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是相通的。在这个人类的换道口上，老哲学家立论严谨。在他做报告的时候，他身后的慰灵碑前正进行着与大会毫不相干的活动。死难者的家属正在这里献花焚香。他们根本不朝公园里的人群看上一眼，好像掌声和口号声都不曾进入他们的耳鼓。这些广岛死难者的家属，在我眼中就像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一样，使讲台前正在进行的这出戏的光荣与悲惨更加醒目地凸现出来。森泷代表理事正是在这背后的“合唱队”的大力支持下面对着眼前的两万人。
可是，代表们骚动起来。他们压根儿不愿听动员报告，有的人开始唱反调，乱起哄。而这恰恰表明了老哲学家的勇敢。他毫不避讳敏感问题。针对“反对任何国家”他侃侃而谈。他说，应该肯定“禁止核试验条约”人群中传来一片反驳声，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当动员报告提到北极星潜艇、f105b轰炸机时，公园里第一次响起喝采声。这两万人热情满怀地来到正值盛夏的广岛，聚集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塔前。他们在日本各地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们每个人的充沛精力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这些，无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两万名代表，和代表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以及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的老哲学家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老哲学家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愈发感到那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我的心中不禁黯然。
森泷代表理事过度操劳。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强调了统一与团结的重要性之后结束了动员报告。掌声稀稀落落。此时，老哲学家还不知道，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已经放弃了大会。他早晚会得知此事并感到深受伤害吧。而大会闭幕时，他又会发现，动员报告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当然，那时大会已归还给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了。但面对这与伊藤事务局长许下的诺言完全相反，不是在“条件齐备”而是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归还的大会，森泷和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定会再次感到遭到背叛了吧。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结束后，不论是从这次大会只感到了希望和成功的人们，还是觉得失望和精神崩溃的人们，抑或是两者之间为数更多的人们，都一定会发现，其实，开幕式已经预示出整个大会的结果。
同为原子弹受害者，和平运动的骨干力量的一位广岛的老年妇女——这位森泷代表理事的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和威严讲了一通入情入理的实在话——就这天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老哲学家走下讲台之后的情形这样说道：
“警察到森泷这儿告诉他说，现在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要求署长下命令把和平公园里没有代表徽章的人全赶出去。当然，这一行动可以理解成为达成统一而做的努力。可是，市民看到那些代表欢呼着‘警察来了’又是让路又是鼓掌，真的感到不寒而慄啊。学生们的做法确实有失妥当，可彼此间仇恨到那种地步，实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森泷精疲力尽地回来，只说了一句‘我和伊藤再也不参加了’，就闷头睡下了。一摸脉，原来心脏间歇。森泷不图名利，一心只想为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拼命工作。他自己研究哲学，他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森泷积劳成疾身心疲惫，可他还在想恢复健康后，创办一个新的和平运动组织。反对核战争固然重要，但允许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个关键问题。核军备竞赛如此令人担忧，难道不该把和平运动的突破口放在反对拥有核武器上吗？”
浜井市长也谈到了新的和平运动。他和重藤院长、森泷夫妇一样，曾亲眼目赌当年的地狱惨景。他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广岛式人物。他说：“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离开广岛就没有和平运动。我想是该结束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关系，开展新的和平运动了。”
8月6日清晨，6时。慰灵碑前，死难者家属们敬献的花束堆积如山，香火弥漫有如浓雾。骨灰安置处传来集体悼念死者的诵经声，旁边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会最终分裂”为头版头题的报纸在地上随风打转。市民们衣着庄重，陆续汇集到和平公园。8点15分，鸽群从慰灵碑前飞起。市民们站满整个公园，大家开始低头默哀。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在半空盘旋。只有进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园里的蝉鸣变得格外清晰。喧闹声重又响起，蝉鸣仿佛被抹去了似的湮没在一片嘈杂声中。这里的喧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吧。我想，再不会有人在公园里听到那清脆的蝉鸣。
是日，广岛召开了许多会议。昨晚的开幕式后，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政治性的会议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可一出会场，我立刻就能发现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崭新的广岛。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这次广岛之行，是初次使我与广岛真正相识的旅行。我预感到，今后我会不止一次地来这里，努力去了解那些广岛式的人们。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土桥旁边的会馆里持续到深夜的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也使我在瞬间清醒过来并深受感动。在那里，人们推心置腹的问答、相互勾通与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治疗问题（在对原子弹爆炸的认识上，广岛和其它地区的医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申请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困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对原子弹受害者夫妇在广岛以外的地方结婚、生育，又带着孩子回到广岛。这对夫妇叙述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孩子不时有贫血现象发生，但在他们那里，很难找到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有所了解的医生。
在广岛的最后一夜，我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灯笼。他对核战争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在巴黎自杀了。和平大桥的河面上，红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习俗就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统一样在广岛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数只灯笼闪闪烁烁，沿着广岛的河水静静地漂流。没有任何一条河曾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如此多的魂灵。这条死亡之河啊！离开广岛时，我从飞机的舷窗俯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七条大河。我的邻座是伦敦时报的年轻特派员。他对“和平、和平”的口号一直大惑不解。在闭幕大会上，他听到挤满了广岛县立体育馆的与会代表们一直高呼着这个口号。安井理事长说过：“不是议论而是行动！”可是，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外，又被给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断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的机会吧？上头要求在和各政党、外国代表团之间搞好协调的基础上召开秘密会议，基层群众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尽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发泄吧。如果说安井理事长那抽象的却又饱含感情的雄辩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话，日本的和平运动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呢？我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们一起默默地俯视着云海下的七条大河，但突然间，我心里又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情。我必须告诉这位英国特派员，在广岛，还有那些像重藤院长、森泷夫妇、浜井市长一样的真正的广岛式人民。他们和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这次广岛之行结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后无数次广岛之行的开端。在“和平、和平”的口号声中召开了闭幕大会的同时，在另一处，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学家胸襟开阔地称赞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国民的力量”接下来，他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重获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
（1963年8月）
？又是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同一个夜里，广岛到处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放弃了睡眠试图救活一个病人，可他们的努力终成徒劳，那位他忙拼命抢救的女孩还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轻女孩被送到了这里。早晨，10点。这里一处有如身在镜中般明亮、清洁，又有着高效率的场所——abcc。这里负责研究原子弹受害者是怎样死去的。当然，他们也为送来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但广岛人绝不会主动到这里来。停车场上的车负责把登记在abcc的名单上的人带到这儿。有人说，这项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尸体，是这里最难做的两项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厅里，安静地坐着被召集来的病人。一个小男孩等着妈妈看完病出来，一个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们都安安静静地等着轮到自己。又有一台车从停车场开下比治山，朝着七河流经的市中心驶去。这个停车场，为了abcc，这个地球上仅有的两处具体研究原子弹对人体的影响（20世纪的人们有谁不关心这个问题呢）的机构之一的abcc，必须勤奋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轻女孩的尸体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间里。我在周围的几个房间转了转。一些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用染色剂处理过的血液，一边记下手里的计算器上读出的白血球数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9万个白血球的血液载片。主管工作的年轻女医生曾碰到过一位白血球指标为83万个的老人。老人当然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见到的血液样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这敞亮而现代化的场所，却正是死者的国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标是多少吗？”冷不防被她一问，我一瞬间产生了错觉。“要是有人有83万个白血球的后，正常的白血球少说也该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标只有六千个。我再没勇气继续观察显微镜了。在下一个房间里，尸体用石蜡做硬化处理后被制成薄片。最后，终于在观察原子弹受害者的血液对梅毒的反应的房间里，我的紧张才略微有所缓解。我想自己再不会像这天早晨一样，觉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击的小病。
资料室的门连接着另一座楼的走廊。我转到这儿，想找别出口。这里堆放着被分档整理过的病历卡。从紧闭的房门里，传出传送病历卡时那流水般的声音。是电脑正在整理死者的识别签。那个有着83万个白血球，内脏的所有组织都被癌细胞吞噬，脊椎骨变得像浮石一样疏松的老人的病历，也曾发出流水般的声音从这里通过吧。从abcc出来，返回广岛市区的一路上，我浑身不由得不住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11点，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体来说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种气氛也确实越发浓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出口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道，日共已经最终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强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出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出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处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体，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手头上就有这些病例。但要得到厚生省的认可还极其困难。还有原子弹受害者的婚姻问题，这些，院长也得亲自过问。
我跟随院长巡视了病房。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床上，用沙哑的嗓音跟院长打招呼。他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他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昨天和平游行时，这位可怜的老人也曾努力试图挥动双手吧。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酸楚。院长已经送走了许多比这位老人的病情还重，身患癌症、白血病的老人。对这些老人来说，留给自己的只有绝望。如果和平游行的人们知道，这些身患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濒临死亡的绝望中的老人，正满怀信赖与期待地向他们挥动着双手的话，有谁会不感到愧疚呢？
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正失声啜泣着。她是喜极而悲。因为住院后，她第一次走了10米远。“院长，我太高兴了！”女病人淌着泪，哽咽地说。听到这儿，身材高大的重藤院长那牛一般的眼中露出忧郁而慈祥的目光，这目光使我难以忘怀。
一旦白血病发病，病人可依靠药物恢复半年到一年，但也只能多活这一段极短的时间。当白血球再次增多时便无法医治。重藤院长怀疑，白血球得到控制后却又再次恶化，最终导致死亡的原因，会不会与现今药品在使用方法上的失当有关。我同样不能忘记，当院长谈起白血病病人时，他悲哀的眼神里深藏着无边的黑暗。院长自己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也曾亲眼目睹过那人间地狱的一幕。然而他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直至今日。他正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和平公园，晚上7点15分。月亮还未升起，淡淡暮色中，坐满草坪的与会代表们的身影宛如黑色的浪涛。他们都很紧张。还没宣布开会，以慰灵塔为背景的讲台上，椅子都空着。“全学连”六十几个学生占据了代表与讲台中间的空地，正在高呼口号，并试图进行演说。大会方面正用麦克风劝告学生撤出，严禁代表受其挑拨采取行动。学生们唱着国际歌，一辆小货车停在中间“全学连”的领袖站在上面，手持麦克风高声朗读告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所有与会工人、学生、市民书。“置全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要求于不顾，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在最后关头仍问题百出。他们虽以多数票决定将大会举办工作全权委任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但到底又决定了什么呢？面对迫在眉睫的反战和平斗争，又怎样说已经端正了方向、明确了态度呢？”在他们背后，是一群敲着有柄单皮鼓进行祈祷的僧侣，半空里直升飞机盘旋着，烟花腾空而起。代表们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想要盖过学生们的歌声。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公园。公园四周，右翼团体的宣传车在军舰进行曲中行进着。和平公园整个被绳索拦住，只许代表和记者入内。市民们汇集到绳索外侧，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情形。
7点25分，数百名警察从广场正面的建筑物的下方鱼贯而出，好似团体参拜慰灵碑一般直奔慰灵碑。有人鼓起掌来，原来是坐在草坪上的代表。我感到十分震惊。学生们一下子被冲散了。从讲台到公园入口一百多米远的距离，警察追赶着学生，到处是叫声，一片混乱。“别让学生过来！”坐着的代表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被警察追得四处奔逃的学生又被撵了回去。学生阵营瞬时间被捣毁了。他们向讲台上记者集中的这边逃来。我和一部分记者也被卷入混乱之中。我跪倒在地上，被撞伤了。从我身旁跑过去的一个学生像橄揽球赛中狂奔的得分手一样，在绳索和代表之间迂回奔逃。他突然摔倒在地上，被警察追上了。“是哪个代表下的脚绊！”这个念头猛地从我脑中闪过，我感到非常难受。学生们全都被追散了，代表们又鼓起掌来。我又一次大为震惊。代表们何以对学生怀着如此强烈的敌意，到底为什么？躲过警察追击的一个学生越过绳索跑到市民当中，他忿忿地叫道：“警察守着共产党开会去吧！”已经早有传闻，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团叫的警察。
学生们撤走之后，共产党国会议员团首先被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上台。接着是外国代表。7点50分，讲台上的位子已经坐满。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伊藤事务局长致开幕辞。“我们决不满足于以这种形式召开大会。如果条件齐备，我们随时准备将大会交还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举办。”掌声过后，进行默哀。晚上8点，一轮满月升起。伊藤事务局长身后，扭曲的拱形屋顶的钢筋框架在月光下闪耀着柔和的光辉。在这默哀的两万人当中，唯有伊藤事务局长和森泷代表理事将要面临最为严重的困难。
森泷代表理事以致原子弹爆炸的死难者及受害者的讲话开始了他的动员报告。他念念不忘广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内心的历程，和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道路是相通的。在这个人类的换道口上，老哲学家立论严谨。在他做报告的时候，他身后的慰灵碑前正进行着与大会毫不相干的活动。死难者的家属正在这里献花焚香。他们根本不朝公园里的人群看上一眼，好像掌声和口号声都不曾进入他们的耳鼓。这些广岛死难者的家属，在我眼中就像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一样，使讲台前正在进行的这出戏的光荣与悲惨更加醒目地凸现出来。森泷代表理事正是在这背后的“合唱队”的大力支持下面对着眼前的两万人。
可是，代表们骚动起来。他们压根儿不愿听动员报告，有的人开始唱反调，乱起哄。而这恰恰表明了老哲学家的勇敢。他毫不避讳敏感问题。针对“反对任何国家”他侃侃而谈。他说，应该肯定“禁止核试验条约”人群中传来一片反驳声，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当动员报告提到北极星潜艇、f105b轰炸机时，公园里第一次响起喝采声。这两万人热情满怀地来到正值盛夏的广岛，聚集在原子弹受害者慰灵塔前。他们在日本各地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们每个人的充沛精力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股压倒一切的巨大力量。这些，无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两万名代表，和代表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以及原子弹受害者协会的老哲学家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老哲学家做动员报告的时候，我愈发感到那鸿沟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我的心中不禁黯然。
森泷代表理事过度操劳。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在强调了统一与团结的重要性之后结束了动员报告。掌声稀稀落落。此时，老哲学家还不知道，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已经放弃了大会。他早晚会得知此事并感到深受伤害吧。而大会闭幕时，他又会发现，动员报告已被践踏得面目全非。当然，那时大会已归还给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了。但面对这与伊藤事务局长许下的诺言完全相反，不是在“条件齐备”而是在最糟糕的状态下归还的大会，森泷和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一定会再次感到遭到背叛了吧。
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结束后，不论是从这次大会只感到了希望和成功的人们，还是觉得失望和精神崩溃的人们，抑或是两者之间为数更多的人们，都一定会发现，其实，开幕式已经预示出整个大会的结果。
同为原子弹受害者，和平运动的骨干力量的一位广岛的老年妇女——这位森泷代表理事的夫人，以她特有的魅力和威严讲了一通入情入理的实在话——就这天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老哲学家走下讲台之后的情形这样说道：
“警察到森泷这儿告诉他说，现在共产党的国会议员要求署长下命令把和平公园里没有代表徽章的人全赶出去。当然，这一行动可以理解成为达成统一而做的努力。可是，市民看到那些代表欢呼着‘警察来了’又是让路又是鼓掌，真的感到不寒而慄啊。学生们的做法确实有失妥当，可彼此间仇恨到那种地步，实在让人感到不是滋味。森泷精疲力尽地回来，只说了一句‘我和伊藤再也不参加了’，就闷头睡下了。一摸脉，原来心脏间歇。森泷不图名利，一心只想为受害者团体协议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拼命工作。他自己研究哲学，他认为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森泷积劳成疾身心疲惫，可他还在想恢复健康后，创办一个新的和平运动组织。反对核战争固然重要，但允许拥有核武器本身就是个关键问题。核军备竞赛如此令人担忧，难道不该把和平运动的突破口放在反对拥有核武器上吗？”
浜井市长也谈到了新的和平运动。他和重藤院长、森泷夫妇一样，曾亲眼目赌当年的地狱惨景。他兢兢业业地舍身工作，是一个真正的广岛式人物。他说：“不管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离开广岛就没有和平运动。我想是该结束与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关系，开展新的和平运动了。”
8月6日清晨，6时。慰灵碑前，死难者家属们敬献的花束堆积如山，香火弥漫有如浓雾。骨灰安置处传来集体悼念死者的诵经声，旁边的市民越聚越多。以“世界大会最终分裂”为头版头题的报纸在地上随风打转。市民们衣着庄重，陆续汇集到和平公园。8点15分，鸽群从慰灵碑前飞起。市民们站满整个公园，大家开始低头默哀。直升飞机和小型飞机在半空盘旋。只有进行默哀的那一刻，公园里的蝉鸣变得格外清晰。喧闹声重又响起，蝉鸣仿佛被抹去了似的湮没在一片嘈杂声中。这里的喧闹将一直持续到深夜吧。我想，再不会有人在公园里听到那清脆的蝉鸣。
是日，广岛召开了许多会议。昨晚的开幕式后，我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政治性的会议上，我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可一出会场，我立刻就能发现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崭新的广岛。我渴望投身其中，渴望更接近它的本质，与它更加亲近。这次广岛之行，是初次使我与广岛真正相识的旅行。我预感到，今后我会不止一次地来这里，努力去了解那些广岛式的人们。在同一个意义上，在土桥旁边的会馆里持续到深夜的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也使我在瞬间清醒过来并深受感动。在那里，人们推心置腹的问答、相互勾通与理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上，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治疗问题（在对原子弹爆炸的认识上，广岛和其它地区的医生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申请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困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对原子弹受害者夫妇在广岛以外的地方结婚、生育，又带着孩子回到广岛。这对夫妇叙述了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的孩子不时有贫血现象发生，但在他们那里，很难找到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有所了解的医生。
在广岛的最后一夜，我为一位死去的朋友供奉了灯笼。他对核战争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后来在巴黎自杀了。和平大桥的河面上，红的、白的，还有蓝色的灯笼随着涨潮的河水逆流而上。原子弹爆炸之后，这个习俗就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传统一样在广岛人民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无数只灯笼闪闪烁烁，沿着广岛的河水静静地漂流。没有任何一条河曾像这些河流一样，浮起过如此多的魂灵。这条死亡之河啊！离开广岛时，我从飞机的舷窗俯视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七条大河。我的邻座是伦敦时报的年轻特派员。他对“和平、和平”的口号一直大惑不解。在闭幕大会上，他听到挤满了广岛县立体育馆的与会代表们一直高呼着这个口号。安井理事长说过：“不是议论而是行动！”可是，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除了高呼“和平、和平”的口号外，又被给予了更加理性的不断独立自主地开展行动的机会吧？上头要求在和各政党、外国代表团之间搞好协调的基础上召开秘密会议，基层群众无论有多大的能量也只能在尽情高呼“和平、和平”中得以发泄吧。如果说安井理事长那抽象的却又饱含感情的雄辩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话，日本的和平运动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呢？我和身边的这位年轻的英国人有着相同的不安。我们一起默默地俯视着云海下的七条大河，但突然间，我心里又涌起一股强大的热情。我必须告诉这位英国特派员，在广岛，还有那些像重藤院长、森泷夫妇、浜井市长一样的真正的广岛式人民。他们和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正是通过他们，我才发现了真正的广岛。这次广岛之行结束了，但它只是我今后无数次广岛之行的开端。在“和平、和平”的口号声中召开了闭幕大会的同时，在另一处，那位遭到背叛的老哲学家胸襟开阔地称赞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国民的力量”接下来，他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希望：“在这宿命之地——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会像不死鸟一样重获新生，而且，她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
（196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