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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架住了鼓额和响铃哭起来。斑虎跳着——我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就把它关到了屋里四哥被架到车子跟前，枪也给拿走了。
我也必须走开了。我最后对那个瘦子说的是：谁也不能碰他一下，谁如果那样，谁会后悔的。瘦子笑了，仰着脸，语气出奇地和蔼："是吗？"我冷冷答一句："是的。"
车子开走了。
我第一次让这小城里几个所谓的"朋友"帮忙。他们面有难色，都提出需要"打点打点"。
他们要钱买了很多高级香烟之类，说要从上面找下来才管事儿
我忍受着屈辱——一边丢下尊严，另一边去找回尊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愿为四哥做平时极不愿做的一切。我得用力地忍住。我想起了这些年里，我们葡萄园遭受的全部不幸。
我们不知多少次与土管、税务、周围村子、园艺场打交道，我们已经遍体鳞伤。
眼前面临的只是又一次忍受
整整两个昼夜，四哥都在外面度过。第三天他才回来，看上去人瘦了一些，白发也增多了。他没有背回那支心爱的枪。
我扶住了四哥。他说："他们逼着我们软下来。狗杂种"
他不知道我们葡萄园被罚了重重的一笔款子。我明白四哥不能失去那支枪——那是他在前些年游荡时的一个伴儿；他身边必须拥有响铃、猎枪和狗
这就是我们葡萄园最新经历的一件事儿。它还没有结束呢。
鼓额总想与我讨论点什么——她好像长大了许多，关心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沉默的少女有多大的悟力，她原来平时在想那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简直就无关乎自己
我因此而感动。她常常叙说自己的童年：极度贫困和极度欢乐的童年。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一遍又一遍去想象那片丛林。
再也看不到白沙滩上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了，看不到它油亮亮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我觉得它的消失是二十世纪平原上最可怕的一个纪录鼓额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我发现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男人。她故意把话题岔开，有时转移得十分巧妙。"父亲"成了人的一个禁忌，这个现象也使我心动。
这有点像我。
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切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更不能炫耀。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了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
我们谁听不到一个男人在背后、在一个角落的寂寞长叹呢？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啊！
每个人都有父亲。
真正的父亲是懂得羞愧的。
算了，这个话题真该转移了。它从来不让人愉快。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深入地谈它。
鼓额在五六岁时就跟上母亲到地里做活，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其实从更早——不足一岁时她就来到田野上，那时她被捆在母亲的后背上，什么也不懂、不记得。她大概只会哇哇大哭，大人们因为忙，谁也不理睬，只在喂奶的时候把她解下，用沾满土末或植物绿汁的手擦擦她嫩嫩的脸蛋。
她说母亲翻土，她就把翻出的茅根捡出来，抱到地边；母亲给烟棵打冒杈，她就把它们堆到一块儿——烟毒把她的两条胳膊弄得又红又肿，母亲就用渠边上一种菜叶给她搓。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至今还记得起。她忍住了疼，她说她从来不哭。
那时天上的太阳比现在还要烤人，她说母亲、她，所有在田野上做活的人都给晒得冒烟了——真的，人人头顶那儿都往上冒烟，最后不得不往上泼水。赤裸裸的胳膊、腿，到处都像开水煮过一样，黑红黑红，摸一下烫人。
做活做到半上午，该歇一歇了，她和母亲就找个荫凉的地方喘气。哪里才有一棵树啊？地头上原先有三棵老杨树，后来被砍掉，做了猪栏。她们不得不钻到渠旁的紫穗槐棵下，在这种灌木枝杈下躺一会儿。好舒服的荫凉地啊，她爬到母亲身上，把母亲浑身的泥汗都亲吻得无影无踪。她说她那时一刻也离不开母亲，那时的母亲比现在的母亲健康高大和——干净
她总喜欢说母亲被太阳晒得"冒烟"——这在我们听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可是反反复复听下来，竟觉得无比真实。我真的看到了被烤焦了的、正在燃烧的农民。他们如今仍然在土地上燃烧，你如果走到他们中间，看着那一双双眼睛、如灰烬一样的头发、干硬的皮肤，一定会同意我和鼓额的说法。
"母亲在田野上，她正在烈日下冒烟"
有谁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一幅想得出的图像，它使我忧心如焚、泪水盈眶。
鼓额说，她长到十七岁时，还不记得吃过白面馒头。她说全家只有干重活的父亲才有资格吃一块玉米饼。其余的人，就是她和母亲，只能吃红薯、菜饼和高粱。"金黄金黄的玉米饼啊，香味儿扑鼻子，我老看着它，妈妈就从父亲手上扭下一小块儿，塞到我嘴里"
她的话是绝对真实的。我们很多人会拒绝这种真实。我想起了前几年，我们城里的邻居从南边雇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保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苹果。当时我告诉梅子，梅子大不以为然地说："她说谎"我却毫不怀疑那个小姑娘说的是真的。事实会证明她不是说谎者，而是我们一部分人无知和缺乏勇气。
鼓额长得瘦瘦的，她刚来时，简直让人看了心里发疼。你会觉得一个孩子、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绝不该长成这样子的。她细细的手腕啊，脚杆啊，弱不禁风，仿佛经不得什么磕碰一下。那头发毫无光泽，像风雨吹打过的旧麻绺。再看她的衣衫，都是许多年前出产的布料，洗得没了颜色，破裂的地方又被精心缝连过。它们比她的身躯更瘦小，紧绷绷地裹在身上，她用力动几下它们就会破碎我不明白她在艰苦的劳动中是怎样保护自己衣衫的。
就是这样一个贫寒少女走进了我的视野、我的葡萄园。这是偶然的吗？
神灵总是瞅准一切机会来提醒人——只要他能够领悟。
我将竭尽全力保护这个少女。我知道她与我的葡萄园具有同样意义，也同样沉重和淳朴、同样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是的，她在这几年里似乎高了一点也胖了一点，头发乌亮亮的，黑黑的大眼睛覆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面，每闪动一下都有掩不住的光彩在泄露。她微黑的、杏红色的皮肤简直就是健康和青春的标志。她在葡萄园里是一个象征、一个精灵
她过去很少牵挂这个园子的前途，因为她从未怀疑过我和四哥等人拥有的力量，认为我们几个男人足以保护它了。她现在似乎明白这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当那些可怕的侵犯和打扰过去之后，留给鼓额的除了费解，还有难以祛除的惧怕。她怕有那么一天，这葡萄园不复存在，那时她往何处去？
那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一天啊。她拒绝回到原来的村庄去，即便和母亲在一起。
我终于懂得了对葡萄园的爱护到底意味着什么。
可爱而又可怜的鼓额啊。
一连多少天都在设法为四哥讨回那支枪。它陪伴了一位伤残者，安慰了他多少年。人们说这杆土里土气的枪在他肩上已经几十年了。一个人怎么可以突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伴儿？
孤单的时刻，它与他可以在原野上对话。
那时拐子四哥刚刚负伤回来，正赶上非常时期，大家都没有东西吃。河湾那儿有不少水鸟，他就用这支枪去猎水鸟。
他的猎物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也使他成了一个漫野游荡的人。
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常常宿在野外。他的朋友与他一起游荡，一起在海滩上点起炊烟。传说有一次他们在半人高的白茅地里猎到了一只大鸟，另一只飞掉了——这原来是一对夫妻鸟。那天他们在烤那只猎获物，天黑下来，满天星星闪动，从天边就传来了另一只鸟凄切的呼叫。这叫声嘶哑一会儿尖亮一会儿，叫得人心上发紧。他们草草地吃掉了烤好的鸟，在草丛里躺下，准备过夜了。可是那只鸟仍在呼号。它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在空中徘徊谁也睡不着。这真是煎熬的一夜。
从那以后，人们再很少听到四哥扣响扳机。他只是背着它。
我想，也许一个身上有着严重创伤的人特别需要一件武器。他近来越来越多地说到类似的话，"我总有一天要跟他们动动家伙"、"快惹我放枪了"
那些人坚持说四哥是持枪威胁公务人员。我是当时在场的人，完全可以证明这是编造谎话。"非法持枪，而且——妨碍公务人员"那个咕哝不停的家伙正是那个闯进园子抓人的瘦子，这会儿他已经被我的"朋友"们疏通过，凶气自然少了许多。不过他就是不愿最后把枪交出。
我问他："既然已经作了罚款处理，那枪也就应该发还了吧？"
"有持枪证吗？"
当然没有。所谓的"持枪证"是这几年里的新玩艺儿，早些年平原上的猎人多极了，谁也不懂给土制猎枪报个户口。我说我们葡萄园在秋天需要守夜，而且野外动物甚多，一杆猎枪绝对需要——那是否可以加办一个"持枪证"？
瘦子神秘而险恶地干笑几声，没有回答。
我觉得眼前这个人的鼻梁那儿只缺少狠狠的一拳。有了这一拳他也许会变得好一些。
离开时，他出人意料地送了几步。在门外的一棵杨树下，他站住了，压低着嗓子说：
"该花的钱还得花上"
我只想快些离开这个恶棍。
很多天之后，我想起那张瘦脸还感到恶心。我毫不怀疑，如果不按他说的办，那就不仅是失去四哥那支心爱的枪，恐怕还会出现新的麻烦。最后我只得通过"朋友"交上了那一笔钱——这一回是直接递到瘦子手里的。
这一切当然都得背着四哥做。
好久了，一直传着一个消息：有关方面正在与国外紧张谈判，这事儿已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总算出来了。
原来国外的一个公司要长期租用这一片大海滩。可能是地价的争执，谈判归于失败。我们这会儿才明白了那一次丈量是要干什么。
那个公司是搞人造石油的。
这次合作的失败肯定是件好事。可是会不会重新开始其他的合作呢？
我们葡萄园西面不远是一处国营园艺场，那是多么阔大的一片果林啊。我不曾在别处见过如此美丽的一片园林。可是如今园艺场的头儿正在频频接待海外和内地的一些大公司经理，一心要开办一两个能赚钱的项目。眼下他们正在谈合办一个化工厂和电镀厂，还发誓说要设法引进外资，建一个华东数一数二的大型氯碱厂
各种各样的汽车不断顺着园艺场与葡萄园之间的马路开来。车子开开停停，不时有人下来遛一圈儿——他们大概坚信，只要瞄上了随便哪一个地方，那儿的人立刻就会伸出双手迎接。他们大概不知道，这片平原的丛林和稼禾后面，藏下了多少憎恨的眼睛。车子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无路可走的地方。这条铺了柏油的公路被称为"国防路"，尽头消失在一片生了荩草的沙子中。这是片绵软的沙滩，再往前一百多米就是大海了。
"多么美的地方啊，这儿要建别墅的。"他们哼着下了车，抹着腰对陪伴左右的官员说。那些官员都是从海边小城来的，一个个差不多都长了臃肿的身材，满脸堆笑，结着一截皱巴巴的领带。他们讨好地对外来客吐出一个英语单词，地方口音又浓又浊。
从车上下来的女人都涂了青黑色的眼影，脸上搽了红色化妆品；偶尔也能遇到将脸染成金色的；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把脸染成了蓝色的人她们无一例外地戴了大耳环、抹了鲜亮的口红。她们惊讶地呼喊，大笑大闹，张着血盆大口。
她们大概想吞下整个不幸的平原。
几乎每个人都持着一部无线电话，站在离海浪不远的地方"喂喂"大叫。四哥吸着烟看着，说如果前些年，这些家伙在这儿胡闹，肯定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女秘书也随我来了是的，我让她以后跟你联系"
原来那一群女人都是"女秘书"。
他们践踏着这样一片平原，毫无廉耻。有人为什么如此疯狂、拼上命招引一些污染项目？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对于一块土地而言是致命的吗？后来才弄明白：所有的目的只为了搞钱、为了痛快一场。污染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的，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对污染太过认真。搞不到钱还可以借机"考察"，到世界各地旅游几次，出去看看"洋人"。
一股浊流正以惊人的速度向登州海角推进——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这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我和我的朋友好像进入了最后的守望，正等待着一个结局。这使我想起莱夷人的撤退与固守，他们在面临狄戎进逼时的情形。
历史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式重演。
看着那些"女秘书"们涂成了血色和铜色的脸，难以压抑的绝望就会淹没过来。我的脑海一遍又一遍闪过丛林中那座沉默的茅屋，不止一次记起了父亲从南山归来的那个上午——他在大海滩上转了多半天。他在干什么？他在寻找一个墓。那是战友的墓。
如今，所有烈士的坟头都与沙丘混到了一起，或者干脆被它们所覆盖。一片又一片丛林在消逝，大风旋起了沙子。天浑浑的，大风把沙子扬到高空，又飘移到海上。
当年的莱夷人不断地退却。
可是我们呢？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我们再无须退却。
他架住了鼓额和响铃哭起来。斑虎跳着——我知道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就把它关到了屋里四哥被架到车子跟前，枪也给拿走了。
我也必须走开了。我最后对那个瘦子说的是：谁也不能碰他一下，谁如果那样，谁会后悔的。瘦子笑了，仰着脸，语气出奇地和蔼："是吗？"我冷冷答一句："是的。"
车子开走了。
我第一次让这小城里几个所谓的"朋友"帮忙。他们面有难色，都提出需要"打点打点"。
他们要钱买了很多高级香烟之类，说要从上面找下来才管事儿
我忍受着屈辱——一边丢下尊严，另一边去找回尊严。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愿为四哥做平时极不愿做的一切。我得用力地忍住。我想起了这些年里，我们葡萄园遭受的全部不幸。
我们不知多少次与土管、税务、周围村子、园艺场打交道，我们已经遍体鳞伤。
眼前面临的只是又一次忍受
整整两个昼夜，四哥都在外面度过。第三天他才回来，看上去人瘦了一些，白发也增多了。他没有背回那支心爱的枪。
我扶住了四哥。他说："他们逼着我们软下来。狗杂种"
他不知道我们葡萄园被罚了重重的一笔款子。我明白四哥不能失去那支枪——那是他在前些年游荡时的一个伴儿；他身边必须拥有响铃、猎枪和狗
这就是我们葡萄园最新经历的一件事儿。它还没有结束呢。
鼓额总想与我讨论点什么——她好像长大了许多，关心的东西越来越多，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还有其他——很多很多。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沉默的少女有多大的悟力，她原来平时在想那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有时简直就无关乎自己
我因此而感动。她常常叙说自己的童年：极度贫困和极度欢乐的童年。这引起了我很多回忆，让我一遍又一遍去想象那片丛林。
再也看不到白沙滩上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了，看不到它油亮亮的叶子在微风中抖动。我觉得它的消失是二十世纪平原上最可怕的一个纪录鼓额很少提到自己的父亲，我发现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绕开那个男人。她故意把话题岔开，有时转移得十分巧妙。"父亲"成了人的一个禁忌，这个现象也使我心动。
这有点像我。
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切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更不能炫耀。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了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
我们谁听不到一个男人在背后、在一个角落的寂寞长叹呢？那是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啊！
每个人都有父亲。
真正的父亲是懂得羞愧的。
算了，这个话题真该转移了。它从来不让人愉快。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深入地谈它。
鼓额在五六岁时就跟上母亲到地里做活，成为母亲的好帮手。其实从更早——不足一岁时她就来到田野上，那时她被捆在母亲的后背上，什么也不懂、不记得。她大概只会哇哇大哭，大人们因为忙，谁也不理睬，只在喂奶的时候把她解下，用沾满土末或植物绿汁的手擦擦她嫩嫩的脸蛋。
她说母亲翻土，她就把翻出的茅根捡出来，抱到地边；母亲给烟棵打冒杈，她就把它们堆到一块儿——烟毒把她的两条胳膊弄得又红又肿，母亲就用渠边上一种菜叶给她搓。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啊，至今还记得起。她忍住了疼，她说她从来不哭。
那时天上的太阳比现在还要烤人，她说母亲、她，所有在田野上做活的人都给晒得冒烟了——真的，人人头顶那儿都往上冒烟，最后不得不往上泼水。赤裸裸的胳膊、腿，到处都像开水煮过一样，黑红黑红，摸一下烫人。
做活做到半上午，该歇一歇了，她和母亲就找个荫凉的地方喘气。哪里才有一棵树啊？地头上原先有三棵老杨树，后来被砍掉，做了猪栏。她们不得不钻到渠旁的紫穗槐棵下，在这种灌木枝杈下躺一会儿。好舒服的荫凉地啊，她爬到母亲身上，把母亲浑身的泥汗都亲吻得无影无踪。她说她那时一刻也离不开母亲，那时的母亲比现在的母亲健康高大和——干净
她总喜欢说母亲被太阳晒得"冒烟"——这在我们听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可是反反复复听下来，竟觉得无比真实。我真的看到了被烤焦了的、正在燃烧的农民。他们如今仍然在土地上燃烧，你如果走到他们中间，看着那一双双眼睛、如灰烬一样的头发、干硬的皮肤，一定会同意我和鼓额的说法。
"母亲在田野上，她正在烈日下冒烟"
有谁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一幅想得出的图像，它使我忧心如焚、泪水盈眶。
鼓额说，她长到十七岁时，还不记得吃过白面馒头。她说全家只有干重活的父亲才有资格吃一块玉米饼。其余的人，就是她和母亲，只能吃红薯、菜饼和高粱。"金黄金黄的玉米饼啊，香味儿扑鼻子，我老看着它，妈妈就从父亲手上扭下一小块儿，塞到我嘴里"
她的话是绝对真实的。我们很多人会拒绝这种真实。我想起了前几年，我们城里的邻居从南边雇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保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苹果。当时我告诉梅子，梅子大不以为然地说："她说谎"我却毫不怀疑那个小姑娘说的是真的。事实会证明她不是说谎者，而是我们一部分人无知和缺乏勇气。
鼓额长得瘦瘦的，她刚来时，简直让人看了心里发疼。你会觉得一个孩子、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绝不该长成这样子的。她细细的手腕啊，脚杆啊，弱不禁风，仿佛经不得什么磕碰一下。那头发毫无光泽，像风雨吹打过的旧麻绺。再看她的衣衫，都是许多年前出产的布料，洗得没了颜色，破裂的地方又被精心缝连过。它们比她的身躯更瘦小，紧绷绷地裹在身上，她用力动几下它们就会破碎我不明白她在艰苦的劳动中是怎样保护自己衣衫的。
就是这样一个贫寒少女走进了我的视野、我的葡萄园。这是偶然的吗？
神灵总是瞅准一切机会来提醒人——只要他能够领悟。
我将竭尽全力保护这个少女。我知道她与我的葡萄园具有同样意义，也同样沉重和淳朴、同样正在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
是的，她在这几年里似乎高了一点也胖了一点，头发乌亮亮的，黑黑的大眼睛覆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面，每闪动一下都有掩不住的光彩在泄露。她微黑的、杏红色的皮肤简直就是健康和青春的标志。她在葡萄园里是一个象征、一个精灵
她过去很少牵挂这个园子的前途，因为她从未怀疑过我和四哥等人拥有的力量，认为我们几个男人足以保护它了。她现在似乎明白这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当那些可怕的侵犯和打扰过去之后，留给鼓额的除了费解，还有难以祛除的惧怕。她怕有那么一天，这葡萄园不复存在，那时她往何处去？
那是她想都不敢想的一天啊。她拒绝回到原来的村庄去，即便和母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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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多少天都在设法为四哥讨回那支枪。它陪伴了一位伤残者，安慰了他多少年。人们说这杆土里土气的枪在他肩上已经几十年了。一个人怎么可以突然失去了这样一个伴儿？
孤单的时刻，它与他可以在原野上对话。
那时拐子四哥刚刚负伤回来，正赶上非常时期，大家都没有东西吃。河湾那儿有不少水鸟，他就用这支枪去猎水鸟。
他的猎物救了不少濒临死亡的人，也使他成了一个漫野游荡的人。
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常常宿在野外。他的朋友与他一起游荡，一起在海滩上点起炊烟。传说有一次他们在半人高的白茅地里猎到了一只大鸟，另一只飞掉了——这原来是一对夫妻鸟。那天他们在烤那只猎获物，天黑下来，满天星星闪动，从天边就传来了另一只鸟凄切的呼叫。这叫声嘶哑一会儿尖亮一会儿，叫得人心上发紧。他们草草地吃掉了烤好的鸟，在草丛里躺下，准备过夜了。可是那只鸟仍在呼号。它一会儿远一会儿近，在空中徘徊谁也睡不着。这真是煎熬的一夜。
从那以后，人们再很少听到四哥扣响扳机。他只是背着它。
我想，也许一个身上有着严重创伤的人特别需要一件武器。他近来越来越多地说到类似的话，"我总有一天要跟他们动动家伙"、"快惹我放枪了"
那些人坚持说四哥是持枪威胁公务人员。我是当时在场的人，完全可以证明这是编造谎话。"非法持枪，而且——妨碍公务人员"那个咕哝不停的家伙正是那个闯进园子抓人的瘦子，这会儿他已经被我的"朋友"们疏通过，凶气自然少了许多。不过他就是不愿最后把枪交出。
我问他："既然已经作了罚款处理，那枪也就应该发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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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所谓的"持枪证"是这几年里的新玩艺儿，早些年平原上的猎人多极了，谁也不懂给土制猎枪报个户口。我说我们葡萄园在秋天需要守夜，而且野外动物甚多，一杆猎枪绝对需要——那是否可以加办一个"持枪证"？
瘦子神秘而险恶地干笑几声，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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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时，他出人意料地送了几步。在门外的一棵杨树下，他站住了，压低着嗓子说：
"该花的钱还得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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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天之后，我想起那张瘦脸还感到恶心。我毫不怀疑，如果不按他说的办，那就不仅是失去四哥那支心爱的枪，恐怕还会出现新的麻烦。最后我只得通过"朋友"交上了那一笔钱——这一回是直接递到瘦子手里的。
这一切当然都得背着四哥做。
好久了，一直传着一个消息：有关方面正在与国外紧张谈判，这事儿已进行了一个多月，结果总算出来了。
原来国外的一个公司要长期租用这一片大海滩。可能是地价的争执，谈判归于失败。我们这会儿才明白了那一次丈量是要干什么。
那个公司是搞人造石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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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车上下来的女人都涂了青黑色的眼影，脸上搽了红色化妆品；偶尔也能遇到将脸染成金色的；有一次我还见到一个把脸染成了蓝色的人她们无一例外地戴了大耳环、抹了鲜亮的口红。她们惊讶地呼喊，大笑大闹，张着血盆大口。
她们大概想吞下整个不幸的平原。
几乎每个人都持着一部无线电话，站在离海浪不远的地方"喂喂"大叫。四哥吸着烟看着，说如果前些年，这些家伙在这儿胡闹，肯定会被当成特务抓起来。"女秘书也随我来了是的，我让她以后跟你联系"
原来那一群女人都是"女秘书"。
他们践踏着这样一片平原，毫无廉耻。有人为什么如此疯狂、拼上命招引一些污染项目？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对于一块土地而言是致命的吗？后来才弄明白：所有的目的只为了搞钱、为了痛快一场。污染在他们看来是不足道的，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人对污染太过认真。搞不到钱还可以借机"考察"，到世界各地旅游几次，出去看看"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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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正以稍稍改变了的形式重演。
看着那些"女秘书"们涂成了血色和铜色的脸，难以压抑的绝望就会淹没过来。我的脑海一遍又一遍闪过丛林中那座沉默的茅屋，不止一次记起了父亲从南山归来的那个上午——他在大海滩上转了多半天。他在干什么？他在寻找一个墓。那是战友的墓。
如今，所有烈士的坟头都与沙丘混到了一起，或者干脆被它们所覆盖。一片又一片丛林在消逝，大风旋起了沙子。天浑浑的，大风把沙子扬到高空，又飘移到海上。
当年的莱夷人不断地退却。
可是我们呢？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我们再无须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