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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柳萌差点跳起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这"吃饱蹲"三个字太刺激人了，而且矛头显面易见指向了大多数在办公室编稿子的人。好像是我们不务正业似的。柳萌手指着打字员说道：
"你懂什么？再胡说八道我停你的职！"
小打字员弓着腰进里屋躲了。
柳萌长叹着，环顾四周："你们有时间也出去跑跑，找找门路，不能让哪一个人垄断了！"
整个一天气氛紧张，大家都非常不快。我明白：这儿最后的一点宁静也完结了，我们开始走入喧嚣。
柳萌与多毛男子的口角只是偶尔发生，他们相处仍大致愉快。有好几次主编亲自与他到外边拉赞助、谈项目，回来时眉飞色舞："他这方面是个天才，接触人快，切入正题快。
我们杂志社今后就依靠他了小怪物！"
那即兴而出的外号正好表达了... -->>
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柳萌差点跳起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这"吃饱蹲"三个字太刺激人了，而且矛头显面易见指向了大多数在办公室编稿子的人。好像是我们不务正业似的。柳萌手指着打字员说道：
"你懂什么？再胡说八道我停你的职！"
小打字员弓着腰进里屋躲了。
柳萌长叹着，环顾四周："你们有时间也出去跑跑，找找门路，不能让哪一个人垄断了！"
整个一天气氛紧张，大家都非常不快。我明白：这儿最后的一点宁静也完结了，我们开始走入喧嚣。
柳萌与多毛男子的口角只是偶尔发生，他们相处仍大致愉快。有好几次主编亲自与他到外边拉赞助、谈项目，回来时眉飞色舞："他这方面是个天才，接触人快，切入正题快。
我们杂志社今后就依靠他了小怪物！"
那即兴而出的外号正好表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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