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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儒雨露，叨承晋锡之苦。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球之奇；椿龈均颁，市内需宝元之富。臣等仰龙表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诈；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露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讲，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jù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湖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康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谋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康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凛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凛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续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
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自宫的急
先锋，残疾的痛楚地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4
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胭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淮缨灌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鹅岂识羞。
（四）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入第一首注为“河南佬”
（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
商”（周一良），第四首往为“福建子”（林庚）。
（一）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盗丘女褐启宗风，国予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琳是传大江东。
（三）通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阑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信，腐儒集注有朱嘉。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
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残疾为代价。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身一变，又把毛奉为“领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一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性、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现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
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骄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这样的行为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艾森斯塔德接着说：“中国知识分子各式各样的创造活动冲击了一般性文化，而且相当高的程度上持续地形塑了中国文化。其次，对社会制度架构的建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成为政策联盟的一员，丧失了大部分权力基础，也丧失了从既存制度结构中改造的机会。”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一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土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土人的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的目的是“助兴”两千年的人文传统是畸形的、单一的。片面的。所谓学富五车、德行高尚者“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情然们识，而澳管呻吟，自矜有学”这种毫无用处的“学”不是“太监知识”又是什么？正如明人李刚主在恕谷集与方灵皋书中尖刻的批评“宋后二氏学兴，儒者侵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当明李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喜欢“太监知识”的唯有皇帝，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岚，用“乾德”作年号，一位“知识太监”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五代时蜀国有个亡国之君也用过这个年号，恐怕不太吉利。赵匡激重赏此人，并深有感慨地说：“以后宰相必须用读书人！”于是“知识太监”们向这位英明君主对“太监知识”的重视感激涕零。
许多人都读过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一个个被阉割的读书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令人不知是哀其不争好，还是传其不幸好。龚自珍在记丙之际著议第五中愤怒地谴责统治者对土人的无形杀戮：“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冰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那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病梅馆，就是一个畸人馆。
然而，龚自珍深味了外在暴力的阀割的可怕，而忽视了更为可怕的内在化的自我阀割。无数读书人羡慕的状元即，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呢？我在做元图考中看到明朝状元丁士美所撰的谢恩表。由华美的文辞可想见其才情，由古雅的典故可想见其渊博，全文如下：“奎耀天开，万国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权，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录。兹盖伏遇皇帝陛下，道备君师，德作天地。尊临华夏，普六合以咸宁；仁者黎元，无一夫之不获。至敬恒持于夙夜，渊衷每敕于时几。神圣独隆，犹切永贤之念，雍熙见洽，尚勤望治之心。爱降丝伦，下询韦布。图用人理财之大要，道祈天水命之洪休。自分刍完，周克对扬明命；岂期药菲，狠蒙次第恩荣。际会风云，共庆泰交之盛；沾儒雨露，叨承晋锡之苦。京兆送归，南宫赐宴。冠袍特赐，出尚方玲球之奇；椿龈均颁，市内需宝元之富。臣等仰龙表而戴德，极知覆载之难名；趋列以观光，何幸照临之孙逊敢不勉行幼学，誓励初心，斯不负于登廷，庶少申于报答。伏泉建中三极介福万年。文运与国运并隆，地久天长，永抚亨昌之诈；臣心体君而共济，景从云附，载露喜起之歌。”
当时的皇帝是谁呢？是以荒淫昏庸著称的明世宗，即嘉靖帝。状元郎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屁拍得震天响。所谓“文运与国运并隆”、“臣心体君心而共讲，简直就像一只哈巴狗向它主人撒娇。如果说阉割阳jù是太监入官的通行证，那么阉割精神则是士人入仕的通行证。湖史中记载，丁士美为康生时，年龄尚小。依据当时规定，凡为谋生者，官府皆每月供给康米六斗。一些年龄较大的凛生欺丁年少，把他的凛米全部分掉。他依然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不乐意。明史据此称赞丁士美为人“续密端重，以道义自持”我弄不清楚他持的是什么样的“道义”——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利的人，必不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一个以忍辱来获取令名的人，必不知人格尊严的可贵；一个对黑暗安之若素甚至与之共谋的人，必不会期望光明的到来。
“太监知识”是没有生命力的“太监人格”是没有感召力的。当“太监知识”被顶礼膜拜“太监人格”内化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时，就更可怕了——穿皮袍的人、穿丝绸的人、穿麻布的人以及没有东西可以穿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千差万别，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全是半人半鬼、半阴半阳、半截子在地上半截子已经入土的太监。自我阉割与被阉割是一枚金币的两面，中国人只
有这两种选择之一，不管你是帝王将相，还是文豪大师。
舒芜曾在1976年作四皓新咏，用汉代“商山四皓”的典
故咏北大的四位文化大师。舒芜本人就是反胡风运动中自宫的急
先锋，残疾的痛楚地有亲身的体验，因而对比他迟几年登场的4
位大知识分子的心态洞若烛火。胭皓新咏在当时知识界中激
起很大的反响。
唐兰先生有四首和四皓新咏：
（－）贞元世论阐天书，元老丘明学谴儒。
耳畔博然环佩响，招摇过市女同车。
（二）盲目诗人辱爱罗，少年轻薄记曾呵。
淮缨灌足须重论，山鬼能知事几多。
（三）司寇重新论孔丘，尚须含蓄隐机谋。
捉刀尽尔翻云雨，学舌鹦鹅岂识羞。
（四）獭祭虫鱼老玉溪，巫山沧海总无题。
郑笺昨日翻新样，前度刘郎漫比齐。
王利器先生也有四首和新四皓入第一首注为“河南佬”
（冯友兰），第二首注为“苏北生”（魏建功），第三首注为“徽
商”（周一良），第四首往为“福建子”（林庚）。
（一）东鲁归来道益尊，无端狗曲恣穷经。
世间笑骂由他去，自有诸生呼圣人。
（二）盗丘女褐启宗风，国予先生一脉通。
若问当年齐楚事，是琳是传大江东。
（三）通黄转绿无定期，又是经筵侍讲时。
一部宫阑彤管史，野鸡先讳汉宫仪。
（四）美人芳草寄幽思，不尽闲扯说楚辞。
自古谈诗无达信，腐儒集注有朱嘉。
今天重提这些诗句，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令未死的或已死
去的先生们难堪，令先生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难堪。然而，难堪与事实真伪无关，它只能提醒我们：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必须付出残疾为代价。虐杀是合法化的，被虐杀也是合法化的，指责谁的品德毫无意义，正如指责泥鳅为什么生活在污泥中。我所思考的角度是：污泥如何让泥鳅适应它，甚至一刻也离不开它。
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所谓“知识”便是“应帝王”的本钱。一代大哲冯友兰便是这样一个典型。在厂松堂自序中，他这样评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在我的哲学思想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实在论占优势后来我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为柏拉图式的新实在论。”畸形的文化造就畸形的学问，畸形的学问则导致畸形的用途。据说有一次蒋介石召见一批学者，每个人进去谈几分钟，出来以后学者们都没说什么，独独冯大大地赞美蒋：“真英雄人也！”可惜英雄败走台岛，冯摇身一变，又把毛奉为“领路人。”天地大境界，人生小舞台，可怜哲学家，侍奉江娘娘。
没有纯粹的知识，便没有纯粹的知识者的人格。中国哲学玄之又玄，归结到一点都是自阉与自慰之术而已，无论是读储刊还是说谢，都让我觉得阴风惨惨、透体生凉，绝对找不到读古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如亚里士多德的全集时的那种感觉——一清晰的逻辑、严密的体系、超乎于功利之上的对知识的单纯的渴求，这一切都充满了阳刚之气，令人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西尔斯论述知识分子本质的一段话：“在每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对神圣的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引导他们的社会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在每个社会都有少数人愿意经常苦思冥想一些象征性的事物，这些事物通常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况，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很遥远。这些少数人有一个需要，需要把这种追求，表现在真挚的笔下对话中、诗歌中、雕塑中、历史回顾和写作中、仪式操演和崇拜活动中。”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恰恰少了这少数非太监化的知识分子。
既然魏连性、范爱农们都逃脱不了太监化的命运，那么阿q、华老栓们更是无知无觉地生活在庞大的“蚕室”里。记得父亲讲过一个小故步，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名大学生。午膳时，十几个同学围着一张大桌子进餐。值日生端来一盘白菜汤，同学们都注意到汤里例外地漂着一片肥猪肉。尽管人人都直咽唾沫，但在瓢场的当儿，大家都格外小心，提防着不要瓢上那片肉。一个同学一不留神，把猪肉片盛到自己的碗里了。就在他把肉片倒进碗里的的一刹那，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两眼瞪着那块小肉片，脸色顿时苍白无人色。当天下午，团支部书记找他谈话，他痛心疾首地检讨了自己贪吃猪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同学本来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党组织发展的对象，因为错瓢了一片冈，往后每次积极分子的活动都没了他的份。他自己则沉溺于贪吃猪肉的深刻内疚中，郁郁寡欢，一蹶不振，性情大变。一个一片猪肉便可以改变一个人性格的环境，是过分控制的环境，按照弗洛姆在当代人的困境中的说法，这样的环境‘削弱臣服者的独立性、人格的完整性，批判性的思想和创造生产性。这并不是说它不会供给人们种种娱乐与刺激，而是以限制人格发展的那些娱乐与刺激为限，它尽量少提供有助于人格发展的东西”文革中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疯狂的虐待行为？根本原因在于，精神的极度贫乏产生致命的无能感，而无能感却是虐待狂症发生的一个主要来源。丧失了性欲的太监便发展其攻击性的性欲，而丧失了精神愉悦的大众往往把恐怖的惩罚作为快乐。
整个民族的内倾性、自虐性的病态人格，主体性与独立精神的空缺，与千百年来以性压抑为根基的伦理机制紧紧相连。杰出的生理学家赖希认为，性压抑产生僵化的性格，导致病态的荣誉、义务和自制的观念，磨灭了人因经济压迫而产生的造反欲望。“性禁锢大大地改变了在经济上受压迫的人的性格结构，以致他的行动、感觉和思想都违背了他的物质利益。”赖希研究的对象是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但他的理论同样适应于东方专制主义。就整个人类来说：“经历了几千年的机械发展过程，机械的生活现已经一代接一代地在人的生物系统中越来越根深蒂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的方式改变。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赖希的观点可以用一句粗俗的话来概括：生殖器就是自由的源泉，这一真理，中国的皇帝们再昏庸也明白，再不懂得治国也会抓住这一法宝。最后，层层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强大的障碍，即“个人和社会中的自然的、有生命的力量的自发作用的障碍。”人人都太监化之后，也就没有人觉察到障碍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