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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观众写了他们的感想——
“看到遗书，不禁掉下了眼泪！”
“看到了这些资料，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
“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
这些签名者当中，既有当年的参战老兵，也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这些签名显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知道原子弹威力的国家，经过战后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足以达到的认识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爱的意思、人道主义的情怀，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东京有一个庞大的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在靖国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区划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处处都有靖国神社的“分支机构”即“护国神社”
在日本各地，虽然护国神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在当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显赫的地位。护国神社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承担着歪曲历史事实、灌输错误道德观念的使命。它表面上声称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却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和财阀们的聚集之所，轻而易举地获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财团的捐款。
许多地方的护国神社门口悬挂着日本国旗，显示其同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明显有悖于现代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
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一切。人类每一点滴的进步。无不是从历史重汲取经验教训。日本国民是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灵感和启迪的呢？
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埋葬着不计其数的日本战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会有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这里。如果死难者的后人来这里是怀念先辈并反省战争罪行，那么他们悼念亡灵的活动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军伤害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谓的“悼念”却是这样一幅幅丑陋不堪的画面：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于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谓的“殉国七士庙”这七名被某些日本国民认为是“为国捐躯的勇士”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名字多半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划侵占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参与“扫荡”山东并有“缅甸屠夫”之称的木村兵太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广田弘毅等七人。这七人也正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
一九八四年“殉国七士庙”建成，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筹办修建此庙的“殉国七士奉赞会”在日本颇有影响力，为其题字的是“战犯首相”岸信介。
随后，以“殉国七士庙”为中心，陆续建起了陆海军部队战死者碑林。这里成为“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也成为右翼势力为战犯“招魂”的重要场所。
碑是定格的历史，碑是凝固的艺术，碑是不死的记忆。碑在东方文化中享有高贵的地位，一块石碑可以经历风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然而，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却让人感到恐惧：魔鬼似乎将要再次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为害人间。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甲级战犯大岛浩命名的“大岛碑”纪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万世太平碑”宣扬大和号航空母舰战功的海军纪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处处有美化战争的神社、庙宇、碑石和高塔，对国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纮一宇塔”塔身周边建有四个的陶瓷人像，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象征着对外扩张是全民参与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宫崎县发起修建“八纮一宇塔”的运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搜集两块石料。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在这一千四百八十五块石料中，来自中国的有二百二十八块。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队”字样的花岗石，是从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形门上拆下来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的石块，是从南京明孝陵掠夺的麒麟浮雕。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铲去，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并将这里改名为“和平公园”
然而“和平”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随着日本经济刚刚起步，宫崎县又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归了原位。“和平公园”名存实亡。
在日本的书店中，保守学者和作家所写的、否认战争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义的书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都被放置在显著位置。此现象说明，书店有意识地向民众推销这类作品，同时这些著作也确实很畅销。与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和学者所写的、真实呈现战争罪行的著作，却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自发的道歉言论，首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可以实践道义的。但是，此后十多年间，在日本政坛上，拒绝认罪和道歉的声音压倒了愿意认罪和道歉的声音。
日本和平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承担战争罪责，无视亚洲各国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会占据中坚力量的是成熟的中产阶级，在日语中被称为“一亿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他们疏离于政治，对左翼和右翼的立场都不支持。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希望过安宁富足的生活，在反战、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扩展上，中产阶级都是积极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极易获得共鸣。近年来，日本的和平运动陷入低潮，保守派势力却越来越活跃。广岛和长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营，但在广岛近旁就有一个吴军事基地，在长崎附近也有一个佐世保基地。在这两个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民众却默许建造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说明日本国民对和平的追求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团体有一千多个、共十万余人，但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漫画战争论的出版和畅销、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都代表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在民间，种族主义团体与黑社会勾结，恐吓甚至暗杀批评天皇的进步人士；在政府和议会中，保守政客占据上风，设置“宪法调查会”、将“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为国旗、国歌。
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反省的意识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对历史的篡改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饭，许多普通国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对日本和亚洲历史的正确理解；在日本，对凶手的顶礼膜拜成为某些所谓的“爱国者”们的必修课，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国史观”的基础上。
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政客们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战后日本首相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达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参拜了十多次，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参拜了多次。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主客们捞取选票、争夺民心的筹码的时候，正说明日本民间“保守化”、“右倾化”的潜流已然汹涌澎湃。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姿态实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计划，对内“改革日本国”对外更是咄咄逼人、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动权。虽然军国主义合法西斯主义在日本难以死灰复燃，但亚洲各国不能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视而不见。
在日本，改写历史成为时髦；在中国，遗忘历史却成为某种普遍的“社会无意识”我们没有国耻日，也没有一套切实的法律和制度来实施对历史的保存、传播和教育。我们遗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给自己的惨剧，我们也遗忘了百年来日本所带给中国的深重苦难。
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对美国利益有过重大侵害的外国人，都不得进入美国境内。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法律，对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人进行制裁。那些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国的土地。东史郎在日记中揭露的那些日本军官，纷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从某些中国人那里获得的，不是严厉的拒斥，而是谄媚的笑脸。
今天，无论是面对中日关系，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从冷漠中清醒，从麻木中奋起。
喜爱战争、企图重启战争机器的，只是一小撮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战争不仅使被侵略的国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让施加战争国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难。在日本漫画家宫崎俊的动画片再见萤火虫中，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父亲被征召入伍死于中国战场，母亲被美军炸弹炸死，兄妹两人相依为命，最后饿死于荒野之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表明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拒绝和痛恨，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
一个尚未具备健全的现代理性的国家，在它有了毁灭他国的力量之后是一件危险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像行尸走肉的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日本现在的政治领袖和普通国民，如果能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果能主动向受害者进行民间赔偿，如果能积极处理各种战争遗留问题，那么不仅能提高邻国对日本的理解和信赖，也有助于创建未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区域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欧盟的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冲击和启示。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东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依然充满着猜忌和纷争。
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国家也必将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理应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中日两国实现合作，那么中国、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能够推动整个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甚至还可以依托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这将是对亚洲事业的一大贡献。正如英国华威大学高级讲师弗斯斯密斯所说的那样：“在建立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甚至东亚的关系的重点在于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妥善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问题。”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善恶的正面交锋：恩与怨、情与仇、罪与罚、坚强与软弱、妥协与批判、真诚与背叛，像一块五色斑斓的调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场“以柔克刚”、“哀兵必胜”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复杂的纠葛：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理智与情感、记忆与忘却、历史与未来，统统融汇成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
对于这一切，有人不愿面对，有人不敢面对。但是，如果不揭示战争那无比残酷的真相，就无法拥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历史幽暗的森林，就无法享受到未来温暖的阳光。
在历史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也许是必要的。它能够杀死细菌，带来新生；它能够再现昨天，警示明天。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齐心协力地翻过历史；唯有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才能一起风雨兼程地走向未来。
日本观众写了他们的感想——
“看到遗书，不禁掉下了眼泪！”
“看到了这些资料，感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如何也不是问题。”
“前线的将士英勇奋战，舍身报国，后方的千方百计地支援前线，结果还是失败了，令人惋惜！”
这些签名者当中，既有当年的参战老兵，也有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这些签名显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唯一知道原子弹威力的国家，经过战后六十年的改造，仍然没有达到人类理性足以达到的认识境界。自由民主的精神、平等博爱的意思、人道主义的情怀，在日本依然缺席。
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日本东京有一个庞大的靖国神社，却不知道在靖国神社以下，日本行政区划中的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处处都有靖国神社的“分支机构”即“护国神社”
在日本各地，虽然护国神社的规模有大有小，但在当地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皆有显赫的地位。护国神社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活动场所，也承担着歪曲历史事实、灌输错误道德观念的使命。它表面上声称不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却成为居心叵测的政客和财阀们的聚集之所，轻而易举地获得政界要人的支持和财团的捐款。
许多地方的护国神社门口悬挂着日本国旗，显示其同国家政权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明显有悖于现代民主国家政教分离的原则。
有一位哲人说过，历史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未来的一切。人类每一点滴的进步。无不是从历史重汲取经验教训。日本国民是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灵感和启迪的呢？
在日本爱知县三根山，埋葬着不计其数的日本战犯和士兵。每年八月十五日，都会有浩浩荡荡的人群来到这里。如果死难者的后人来这里是怀念先辈并反省战争罪行，那么他们悼念亡灵的活动完全能得到那些曾受到日军伤害的国家和人民的理解。
然而，所谓的“悼念”却是这样一幅幅丑陋不堪的画面：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感到无比自豪。他们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于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在三根山上，有一座所谓的“殉国七士庙”这七名被某些日本国民认为是“为国捐躯的勇士”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些名字多半为中国人民所熟悉：日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凶手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策划侵占东北和华北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板垣征四郎、参与“扫荡”山东并有“缅甸屠夫”之称的木村兵太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广田弘毅等七人。这七人也正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七名甲级战犯。
一九八四年“殉国七士庙”建成，这一年正好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筹办修建此庙的“殉国七士奉赞会”在日本颇有影响力，为其题字的是“战犯首相”岸信介。
随后，以“殉国七士庙”为中心，陆续建起了陆海军部队战死者碑林。这里成为“大东亚战争战殁者的圣地”也成为右翼势力为战犯“招魂”的重要场所。
碑是定格的历史，碑是凝固的艺术，碑是不死的记忆。碑在东方文化中享有高贵的地位，一块石碑可以经历风吹雨打，一篇碑文可以流传千秋万代。
然而，这些散布在日本各地的碑石却让人感到恐惧：魔鬼似乎将要再次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钻出来为害人间。以战争期间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的甲级战犯大岛浩命名的“大岛碑”纪念裕仁天皇的去世和明仁天皇的登基“万世太平碑”宣扬大和号航空母舰战功的海军纪念碑
在日本的土地上，处处有美化战争的神社、庙宇、碑石和高塔，对国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是“八纮一宇塔”塔身周边建有四个的陶瓷人像，分别代表武士、渔民、农民和工人，象征着对外扩张是全民参与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宫崎县发起修建“八纮一宇塔”的运动。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命令所有前线部队：“以军或师团为单位，每单位搜集两块石料。一块是军或师团总部所在地，取最有价值；一块是战场最前方的，取最有意义。”在这一千四百八十五块石料中，来自中国的有二百二十八块。刻有“中支那中山部队”字样的花岗石，是从上海市政府大楼的弓形门上拆下来的；刻有“南京日本居留民会”字样的石块，是从南京明孝陵掠夺的麒麟浮雕。
日本战败投降之后，宫崎县政府赶紧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铲去，将象征武士的人像藏起来，并将这里改名为“和平公园”
然而“和平”并没有长久地维持下去。一九六五年，随着日本经济刚刚起步，宫崎县又将“八纮一宇”四个字重新刻在塔上，武士像也回归了原位。“和平公园”名存实亡。
在日本的书店中，保守学者和作家所写的、否认战争罪行的著作，以及渲染民族主义的书籍，如日本是第一、超大国日本、日本的时代到来了等，都被放置在显著位置。此现象说明，书店有意识地向民众推销这类作品，同时这些著作也确实很畅销。与之相反，那些秉持良心和责任感的作家和学者所写的、真实呈现战争罪行的著作，却被故意放置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九九三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自发的道歉言论，首次表现出日本这个国家是可以实践道义的。但是，此后十多年间，在日本政坛上，拒绝认罪和道歉的声音压倒了愿意认罪和道歉的声音。
日本和平宪法在前言中强调：“我们相信，任何国家也不可以只专注于自己国家的事而无视其他民族。这一政治道义法则具有普遍性。”可是，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一直回避承担战争罪责，无视亚洲各国的痛苦。
如今在日本社会占据中坚力量的是成熟的中产阶级，在日语中被称为“一亿中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级，他们疏离于政治，对左翼和右翼的立场都不支持。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希望过安宁富足的生活，在反战、反核武器以及制衡保守力量的扩展上，中产阶级都是积极的因素。
但是，在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保守思潮极易获得共鸣。近年来，日本的和平运动陷入低潮，保守派势力却越来越活跃。广岛和长崎是日本和平力量的大本营，但在广岛近旁就有一个吴军事基地，在长崎附近也有一个佐世保基地。在这两个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民众却默许建造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也说明日本国民对和平的追求有着相当的局限性。
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团体有一千多个、共十万余人，但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漫画战争论的出版和畅销、新历史教科书的出笼，都代表了这一危险的趋势。在民间，种族主义团体与黑社会勾结，恐吓甚至暗杀批评天皇的进步人士；在政府和议会中，保守政客占据上风，设置“宪法调查会”、将“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律化为国旗、国歌。
战后六十年来，日本人反省的意识太弱、反思的成果太小。在日本，对历史的篡改成为某些野心勃勃的政客的家常便饭，许多普通国民因此逐步失去了对日本和亚洲历史的正确理解；在日本，对凶手的顶礼膜拜成为某些所谓的“爱国者”们的必修课，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建立在狂妄而自私的“皇国史观”的基础上。
当周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日本的时候，日本的政客们却不断制造事端伤害那些被侵略国人民的感情。战后日本首相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就达六十多次，中曾根一人参拜了十多次，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参拜了多次。当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主客们捞取选票、争夺民心的筹码的时候，正说明日本民间“保守化”、“右倾化”的潜流已然汹涌澎湃。小泉纯一郎以强硬的姿态实施雄心勃勃的“新日本”计划，对内“改革日本国”对外更是咄咄逼人、争取更大的军事主动权。虽然军国主义合法西斯主义在日本难以死灰复燃，但亚洲各国不能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势态视而不见。
在日本，改写历史成为时髦；在中国，遗忘历史却成为某种普遍的“社会无意识”我们没有国耻日，也没有一套切实的法律和制度来实施对历史的保存、传播和教育。我们遗忘了“文革”中自己施加给自己的惨剧，我们也遗忘了百年来日本所带给中国的深重苦难。
在美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要是对美国利益有过重大侵害的外国人，都不得进入美国境内。在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类似的法律，对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伤害的人进行制裁。那些曾经杀害过无数中国人的日本战犯，又昂首挺胸地踏上中国的土地。东史郎在日记中揭露的那些日本军官，纷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从某些中国人那里获得的，不是严厉的拒斥，而是谄媚的笑脸。
今天，无论是面对中日关系，还是面对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从冷漠中清醒，从麻木中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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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使被侵略的国家山河破碎、人民家破人亡，也让施加战争国家的人民遭受到巨大的苦难。在日本漫画家宫崎俊的动画片再见萤火虫中，一个普通的日本家庭，父亲被征召入伍死于中国战场，母亲被美军炸弹炸死，兄妹两人相依为命，最后饿死于荒野之中。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表明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战争的拒绝和痛恨，以及对和平的热爱和追求。
一个尚未具备健全的现代理性的国家，在它有了毁灭他国的力量之后是一件危险的事。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像行尸走肉的日本军队在亚洲犯下了人神共愤的罪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指出：“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战争，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也应该被追究。”日本现在的政治领袖和普通国民，如果能公开承认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如果能主动向受害者进行民间赔偿，如果能积极处理各种战争遗留问题，那么不仅能提高邻国对日本的理解和信赖，也有助于创建未来亚洲的和平与稳定。
在全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区域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欧盟的扩大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冲击和启示。在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东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依然充满着猜忌和纷争。
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国家也必将走向合作之路。其中，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大国的中国与日本，理应作出巨大的贡献，如果中日两国实现合作，那么中国、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能够推动整个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甚至还可以依托亚太经合组织的机制，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这将是对亚洲事业的一大贡献。正如英国华威大学高级讲师弗斯斯密斯所说的那样：“在建立亚洲一体化的过程中，中日、甚至东亚的关系的重点在于如何建立信任的新安全观，摈弃‘冷战思维’，妥善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不稳定问题。”
在过去一百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历史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善恶的正面交锋：恩与怨、情与仇、罪与罚、坚强与软弱、妥协与批判、真诚与背叛，像一块五色斑斓的调色板；在六十多年前那场“以柔克刚”、“哀兵必胜”的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中日两个民族复杂的纠葛：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理智与情感、记忆与忘却、历史与未来，统统融汇成一团难以解开的乱麻。
对于这一切，有人不愿面对，有人不敢面对。但是，如果不揭示战争那无比残酷的真相，就无法拥有永久而牢固的和平；如果不穿越历史幽暗的森林，就无法享受到未来温暖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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