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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
一、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杰先生约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饭。
刚认识不久的姚老师是一位"奇人"，我们的认识也颇有些机缘。
一九九八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三卷分别名为原上草、荆棘路、六月雪。钱理群先生为此书作一篇长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序言中，他给予这些事过境迁的"右派言论"以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当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的言论，更触发了钱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些思想和言论超越了它们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落伍于那些鲜活的思想和言论。我更赞同后一种说法——他们太优秀了、太高贵了，邪恶如此嫉恨他们，黑暗如此恐惧他们。
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正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却被残酷的命运突然折断了翅膀。这个性格乖张的民族，千百年以来，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钱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廷生，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这是钱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细微的"线索"，终于引来了他所呼唤的那些名字深情的回音。
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杰。一九五七年，姚仁杰是生物系年轻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学家张龙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业的风帆刚刚拉开。大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风骤雨般，姚仁杰与那些北大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被驱赶出校园，强行扭送劳动教养。从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后来，姚仁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自身卓越的学术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稳脚跟。他是当年被赶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来的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敏锐的思维还在，他充沛的激情还在，他爽朗的笑声还在，然而，他的青春岁月再也追不回来了。
姚仁杰看到了钱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后那心灵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唤，又发现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他大吃一惊——原来，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园。燕北园位于颐和园边上，是北大老教师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小区。
姚仁杰放下书，立刻去居委会打听钱先生的楼号、房号和电话号码，他多么想马上就见到作者，回应作者的呼唤。很快，两位老师联系上了。两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撞击出了闪亮的火花。
一个是下放贵州穷乡僻壤十八年的文学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在劳改农场挣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学家——他们共同承受了这所学校、这个国家的苦难。
他们曾经天各一方，却又神奇地重逢在一个园子里。
姚老师读过我的处女作火，也知道在校庆的高潮中我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的种种压力，他还在会议上向校领导仗义执言——北大如果连一名青年学子的批评都容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未名湖畔树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师知道我与钱先生来往亲密，便通过钱先生打听我的有关情况，并提出想跟我见面。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和摩罗一起到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就打电话请姚老师来一聚。初次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姚老师也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是倍感亲切。
姚老师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却还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声如洪钟。磨难不仅没有毁坏他的身体，反倒让他的脊梁像铁板一样压不弯。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讲话便滔滔不绝。他的目光锐利澄澈，还保持着孩子般的真诚。他说他就是关汉卿笔下的那颗永不屈服的"铜豌豆"。告别的时候，姚老师热情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厨做川菜给我们吃。
过完了国庆的假期，姚老师来电话，约我们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饭。上午，我与摩罗、杨帆夫妇到了姚老师家，钱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头的汗水。
姚老师很快就摆上了满满一桌子的川菜。这样高超的手艺，在大学教授里真是罕见。姚老师说，既然是学生物的，对饮食和保健就分外关注。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过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聊起人生中的风雨，感慨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个时代的闸门，在他们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记。他们共同经受了红太阳的灼伤，他们共同反抗过那些实施精神奴役的企图。他们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换来了人格相对的完整。
正在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宁萱小姐，请您回电话。"
这是我的传呼机上第一次出现宁萱的痕迹。我躲到阳台上去拨通了宁萱留下的电话，是那个我熟悉的手机号码。
"廷生，你在学校里吗？你猜我现在在哪里？"她的声音，我只听过一次，我的耳朵却已经与她的声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应。那充满磁性的、有水晶的质地和苹果的香味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顾盼、她的轻颦、她的小小的顽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里？还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现在就在北京！"她在电话的那一边得意地笑了。看来，她早已经策划好了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的吗？你在哪里？我马上来看你！"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了，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我是跟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来办事的，我们住在长城饭店。白天还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来见你吧。"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由你来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还得保持一点"含蓄"。
"那么，六点，在北大南门怎样？我办完事以后立刻赶过来。"宁萱说。她感觉到我的焦急，她在安抚我呢。
接着，她又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吗？我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好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你来。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电感应吗？我们肯定不会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到一个女孩向我走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越旷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快言快语地约定了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六点，北京的天已经是半黑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还有几分钟，我正准备出发，传呼机响了。是宁萱的留言："我已经到了北大南门，请快来。"
我从宿舍骑着自行车赶过去。南门是北大的正门，虽然土头土脑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门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与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约在这里，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这里也很容易。
刚刚过了一次奢华的国庆节。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对某些整数有一种没有理由的虔诚心态。今年是国庆五十周年，于是人们受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整数的支配。北大也不例外，南门口摆设了巨大的花坛和彩灯，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闪亮亮的。这种张灯结彩的派头，倒显得这里不像是一个安谧的校园，不像是一个书声琅琅的学府，而像是衙门和官府。
我到门口，下了车，推着车出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处张望，她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的南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这里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发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清秀的脸庞，穿着黑色的短大衣。右肩背着一个小挎包。
因为逆光，看不清楚她五官的容貌。
她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春天里的树，长在清澈的溪水边上，叶子茂盛而柔软。
她不像周围的人那么焦急不安、走来走去、甚至不断地看表。她胸有成竹，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站便是一朵脱尘的莲花，一站便将时间定格下来。她知道她所等待的就在眼前。
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是不是宁萱呢？
我感觉到，她很可能就是宁萱。但我不敢直接上去询问，犹豫了片刻，我还是采取保守的办法：掏出手机，拨响了宁萱的手机号码。
刚刚拨通，那个一身黑衣的女孩就径直向我走过来，像一片云。走到我到身边，她微微地把头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敞亮出温柔的笑容，轻声地问我："你是廷生吧？"
我切断手机，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笑容，里面像水池一样装满调皮而灿烂阳光。她包里的手机正在唱歌，是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蓝色的水花似乎溅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点点头，收起了手机。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就是宁萱。
这是与她打的一个照面。像是一出经过排演的戏剧，男女演员都如此熟悉对方的台词和动作。
看上去宁萱像是一个大一的小女生，而不像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白领。她留着短短的、像小男孩一样的头发，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发飘飘的样子。
在她那浓浓的、直直的眉毛下面，黑白分明的眼睛特别亮，像星子在闪烁。她的个子很高，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因为我的眼睛平视着她的眼睛。
瞬间的对视，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她的眼睛太亮了，晃得我赶紧把目光移开。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审视"人家一个女孩子，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却大大方方地观察着我。
她的目光直接地深入了我的心灵世界，像风，像光，像一支伸到水中的船桨。我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所有的藩篱都自动地开启了，不需要钥匙，也不需要密码。
我们两人会心地一笑，算是认识了。
其实，我们早已认识，我们在千年之前就已定下了这个约会。今天的见面不过是水到渠成。
我带着宁萱进了校门，一边走一边问："你喜欢吃什么菜？北大里面有很多餐厅，各种风味的菜都能够尝到。淮扬菜、川菜，还是韩国菜、或者西餐？"
宁萱说，就到学生餐厅去吧，吃最简单的东西。她说，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
她又说，离开学校很久了，想重新体验一下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感觉。
我们沿着北大南门的主干道往北走。宽阔的道路两边是高耸的白杨树，秋天正是白杨树最英俊的时刻。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情侣之间在诉说亲密的情话。
从树枝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星星。
在北京，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到星星。是不是宁萱的到来，使得星星们情不自禁地张开了眸子？
此时此刻，慢慢步行的和匆匆骑车而过的学生，在我的眼里都变的比平时可爱多了。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气味。
我带着宁萱去我平时经常去的"家园"餐厅。它开张的时间不长，饭菜的味道还不错。一楼是自助的套餐，二楼可以点菜。我们从中间的转角楼梯上楼，在二楼的拐角处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我请宁萱点菜，我不知道她的口味。她说，拔牙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今天只能吃点清淡的菜。
一起步行的那几百米的路程，我在右边推着车，宁萱在左边与我并肩走着。所以，我们虽然说了好多话，我却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打量她，只能看到她的一个柔和的侧影。现在，宁萱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才在她埋头看菜谱点菜的时刻，悄悄地打量她。
她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件装饰品，没有戒指、手镯、项链和耳环之类的年轻女孩子喜欢佩带的东西。她的脸上也没有化过妆的痕迹，素面朝天，清清爽爽，如同一朵出水芙蓉。
她脱去大衣，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灰色毛衣。毛衣勾勒出她玲珑的身材，胸口的地方有几道朴素的横条花纹，灰白相间，沉静中平添了几分活泼的情调。
宁萱的领口下露出左右两块柔和透剔的蝴蝶骨，美得让我心醉。她说话的时候，两只蝴蝶骨在轻轻地颤动，就好像两只灵巧的蝴蝶在飞舞着。
她说，跟南方相比，北京温差很大，夜晚气温下降很快，现在虽然是十月，但还是带了一件大衣来，晚上果然派上了用场。不然的话，刚才在校门口早被秋风冻成了冰棍。
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里一样动听。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洁白的、可爱的小虎牙来。这两颗小虎牙，使我想起曾经让少年时代的我魂牵梦绕的"小黄蓉"翁美玲来。
那时，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对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如醉如痴。电视剧每天晚上九点播出，而我们九点才下晚自习，再加上回家路上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有半节电视剧的内容要错过。于是，下课铃还没有响，我们就早已把书包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有同学都把书包背到了背上，一等铃响便准备冲刺回家。班主任走进教室，看到我们准备"远征"的模样，眼睛都瞪大了。当时，所有的男孩子都迷上了玲珑剔透的小黄蓉，迷上了翁美玲那两颗古灵精怪的小虎牙。
真巧，宁萱也有两颗这样的小虎牙。正是这两颗小虎牙，使她在灵巧大方之外又增添了几分天真和羞涩。
第一次见宁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她有些冷漠，因为她的神态里有点巩俐的味道，有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或者有点轻蔑的神情。我也是第一次见她，但因为我们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心灵与心灵早就相通了。所以我倒不觉得她的脸色和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反而觉得在她的身上有一种需要我特别加以怜惜和呵护的脆弱。
宁萱外表上的"冷"，其实是骨子里的脆弱的保护色——这种隐藏起来的脆弱，比那些能够一目了然的脆弱更为致命。
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也许是刚刚动过拔牙手术的缘故，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也许是刚才在风中站太久受了寒气的缘故。这种白，是最珍贵的瓷器的白，让人不敢触摸，怕一触摸就融化掉了。
她的短头发颇有迷惑力：不熟悉她的人，乍一见面会以为她是一个精明能干、风风火火的现代女孩，而真正了解她内心的人却知道，这是她故意给别人设下的一个"视觉陷阱"。她其实是一个敏感、多思、柔弱而宁静的古典女孩。我猜想，她原本有过一袭流水般的长发，曾经在校园里吸引过好多男孩子的目光。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问问她，证实一下我的这一猜想是否正确。
"你在想什么呢？"宁萱放下菜谱，打断了我的遐思。她大概已经发现我在偷偷地打量她，脸上飞起一抹红霞。这种红霞与原来的苍白相映衬，仿佛众多雪白的李花之间盛开一树粉红的樱花。
她点了一盘香菇菜心、一盘滑溜牛柳，还有一碗萝卜丝鲫鱼汤。都是一些很清淡的菜。
古人说，秀色可餐。原来，我以为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的说法，现在，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今天，当我面对宁萱的时候，居然一点食欲也没有，几个菜仅仅浅尝辄止，米饭也只吃了小半碗，这跟我平时的食量大不相称。她的美愉悦了我的心灵，使我忘记了胃的需要。
相反，宁萱倒是显得食欲旺盛。她说，在会议中心开完会立即就赶过来，站在校门等我的时候，早已经"饥寒交迫"了。
"这是拔牙之后，第一次吃有味道的饭菜，之前都是喝千篇一律的稀粥。今天我觉得饭菜觉得特别香，北大的伙食还真不错。"一眨眼间，宁萱就吃完了一碗米饭。
"今天累坏了，不停地跟客户谈判。也饿坏了。"宁萱又要了一碗米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的拔牙的伤口还没有好，就被资本家派遣到北京来出差，你们老板真是太残忍了。"我愤愤不平地说。
"老板不派我到北京来出差，我又怎么能够见到你呢？"宁萱嫣然一笑，反问我。
周围的桌子上渐渐坐满了人，餐厅变得嘈杂起来。然而，我们两人仿佛在这喧闹的世界之外。我们独享一个自由自在的时空。我一个人或者跟很多朋友一起，在这里吃过无数次饭，这一次，因为身边是宁萱，我觉得餐厅似乎也变成了一家崭新的餐厅。
我们吃完饭，我邀请宁萱去我的小屋。她点点头答应了。
我提出骑车带她。刚开始，她不肯。我鼓励了一番，她才坐在后座上，却显得小心翼翼，好像随时准备跳车。在前面骑车的我，比在后面坐车的她还要紧张，好像载着千斤重担——虽然宁萱很轻。
出了小南门，继续往西。宁萱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她的身体离我的背部还有一些距离，这是她刻意保持的距离吗？她没有伸手揽住我的腰，然而，我却能够感觉到她的体温。
在过路口的时候，突然遇到了红灯。我立刻刹车，宁萱在后面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我的腰，并发出一声轻轻地叫声。我一边如履薄冰，弄得自己出了一头的汗，一边却在暗自窃喜：这是我们身体的第一次接触——她柔软的手臂一度搂着我的腰。
刚到楼下，我发现整座楼都黑漆漆的。是不是停电了？那就太惨了。忐忑不安地，我还是带着宁萱摸黑上了六楼。打开门，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下面几层没有电，我们这层却还有电。
宁萱进了屋，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环顾了一下四周。我的小屋没有什么装饰品，简简单单的，却整洁有序。四周都是简易书架，上面放满了书籍。我的几千册书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够伸胳膊伸腿的地方。
"哇！你的书真多！"她感叹道，听得出她不是在故意恭维我。
谁夸奖我的藏书，我就感到无比的高兴。有人是秉性难移的守财奴，我却是一个"守书奴"。
"要是我能够有几个月的假期，一定到这里来。我要把这里当作图书馆，开开心心地读它几百本书。"宁萱拿起这本书，又放下，去拿另一本，好像淘气的孩子找到一大堆玩具一样。看来，我的藏书中，好多都是她所喜欢的。她告诉我，我的藏书几乎涵盖了她那不多的藏书。
我们在房间里聊了一阵。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这是我对朋友的最高礼遇。她坐在平时我自己坐的电脑椅上，刚读了几行，便称赞一番；再读几行，却又提出不同的意见来。并且，她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径直在电脑上"啪啪啪"地打字——她居然在修改我的文章。
"这个词语用得不妥当！"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成分，让我难以辩驳。
我珍惜自己的文字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我写的文字一般都不作修改。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成熟以后，一气呵成、"一次成型"。我也从来不会让任何人打开我的电脑、在我已经完成的文字上作修改。谁碰我的文字，我就有一种身体受伤的感觉。
今天，宁萱破天荒地这样做了，我竟然没有生气，还首肯了她修改的三五个小地方。事后一想，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站在椅子背后，看到了她雪白的脖子，她衬衣的领子上缀着精美的花边。女性特有幽幽的香味传了过来，我的屋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气味。
是她的体香，还是她的心香呢？
文章太多，宁萱看了几篇，说看得眼睛发痛。我的文章，本来就无法"快速阅读"。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全部看完，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宁萱，状态好的时候，我每天能够写作五千字，而且一点也不会感到累。我可以从早晨写到晚上，除了吃饭之外，一直不休息，让文字像流水一样涌出来。有的时候，写完一篇文章，我自己也会惊叹：这是我写的吗？是不是上苍借我的手传达他的想法？
"你天生就是一个与文字为伴的人。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喜欢读书，你就饿不死。你的饭碗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呢。"她说，她太想读完所有的文字了，她真希望她的目光像鸟儿掠过大地一样扫描过这些篇章。
怎么办呢？我有了一个主意：把刚刚编辑完的新书全部复制在一张软盘上，让她带回去慢慢看。
又聊了一阵，家里还有一点轻微的油漆的气味，我怕宁萱闻着难受，便建议去北大西门外的酒吧里坐坐。
宁萱答应了，她说也想体味一下我的"休闲生活"。她还以为我经常泡酒吧。其实，平时我几个月也难得去一次。今天提议去，仅仅是因为她来了。
西门外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酒吧，虽然比不上城东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气派，却也显得曲径通幽，别有一种小家碧玉的风韵。我不常去，也不知道究竟哪家的气氛最好。我们只好随便碰碰运气。
推开几家酒吧的门进去，里面有各色的乐队在歌唱，他们都是一些浪迹在北京的、还没有成名的摇滚乐队。他们做着单纯的明星梦，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然而，京城的现实离他们的想象却有十万八千里。后来，他们不得不到酒吧里演唱，收入虽然不丰，但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我们嫌这样的酒吧里太吵，在歌手们声嘶力竭的演唱中，根本没有办法谈话。于是，还没有坐下来，我们就出去了。
后来，我们走进一家名叫"漂流木"的酒吧。它的门是用深色的木头装修的，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推门进去，里面果然安安静静的，仅仅放着柔和的轻音乐。温馨的灯光下，装饰也俭朴有致，有点海洋和沙滩的感觉。有些酒吧，装修得富丽堂皇，好像是想模仿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的暴发户，却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反倒露出自己的马脚来。相比之下，"漂流木"真像是一个小小的港湾，在海洋穷尽的地方，给身心疲惫的探险者提供一处小憩的空间。
碰巧的是，酒吧里没有别的顾客。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我们挑了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来。我问宁萱喜欢喝点什么，她说随便什么都行。我便要了两杯红酒。
宁萱悠悠地说："好久没有过一个如此开心的夜晚了。"
我说："我也是。我今天一个晚上说的话，比平时一个月说的话还要多。因为你来了，我才有倾诉的欲望。"我的夜晚，都是与电脑和书籍为伴。即使让自己放松放松，也就是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让自己的思索在电影营造的虚幻世界中翱翔片刻。好几年了，从来没有跟女孩一起去酒吧的经历。
在我们的身后，是两根木桩支起一张网。网的扭结处，捆着空酒瓶。一张几平方米的大网，上面点缀了几十个酒瓶。这大概就是"漂流木"这个名字的来历吧。各种各样的空瓶子，大的，小的，精美的，粗朴的，圆滚滚的，清瘦的聚集在一起，像是瓶子们在开家族会议。
我不禁遐想：每一个漂流瓶，大概都有自己沧桑的故事；每一次的撒网，大概都有一笔不期而遇的收获。那么，我愿意当那个穷得没有鞋穿的渔夫，虽然穷，却有希望和梦想。
美国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漂流瓶的故事。由一个小小的漂流瓶，由漂流瓶中的一封信件，引出了两个寂寞的人，以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当然是好莱坞式的老套子，但很多细节却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像黑暗中的珍珠。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宁萱听，她笑了一笑，对我说："我突然想写一首小诗，题目就叫漂流瓶。我们茫然的命运，从本质上来看，与这些漂流瓶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快，念给我听听吧。"我立刻来了兴趣。我相信她是一个能够"七步成诗"的才女。
宁萱思索片刻，便轻声地朗诵起来：
是不是每一个漂流瓶都来自远方
是不是每一个远方都有一位姑娘
是不是每个姑娘都心怀忧伤
是不是每段忧伤都藏着梦想
是不是每个梦想都能乘着波浪
是不是每朵波浪都能找到方向
是不是每个方向都能望见彼岸
是不是每处彼岸都能碰上偶然
是不是每个偶然都有一双慧眼
是不是每双慧眼都能湿润心田
是不是每块心田都渴望爱情
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能结成良缘
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让这千百双耳朵来倾听波浪的芬芳。
这声音，是雨后的彩虹的色彩，是成熟的柚子的芳香，是海浪拍打岩石的节奏。
这芬芳，是潮汐后沙滩金黄的颜色，是漂流瓶的橡木塞子的香气，是海螺回应海风的旋律。
宁萱告诉我，这是脱口而出的一首诗歌。她经常会突然地想起一些诗句来，也没有刻意地搜集和记载。因此，很多诗歌过了几天以后，再也记不起来了，就好像被海水卷走的贝壳，再也不知所终。
听她这么说，我感到十分可惜，赶紧在心里把这首小诗默默地记忆了两遍，直到保证记得一字不差为止。这么好的诗句，让它们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真是太浪费上天的赐予了。
念完诗歌，宁萱累了，她把两支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半边脸庞放在胳膊上。她的眼睛注视着咫尺之遥的烛光。她的脸庞全部被笼罩在烛光之中。她一脸的不设防，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圣洁。
她干脆就闭上眼睛，倾听轻柔的音乐。她眨眼睛的时候，眸子里的光彩，就像是深秋寒潭上掠过的点点阳光；她闭上眼睛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就像花园里的栅栏，掩住满园的春色。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她在我的面前，却无拘无束、落落大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无须掩饰，也不必客套。
忽然，我的心灵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心弦如琴弦。我心里暗自想，宁萱的脸庞该靠在我的肩上。我的肩头应当能够承担这样的重量。我有一种欲望，一种想伸出手去揽住她肩头的欲望。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敢。
一晃就是十点半了。宁萱说，她得回酒店了。我想劝她再呆一会儿，话在嘴边跑了几个来回，却没有说出口。
"那么，我送你回去吧。"我替宁萱披上大衣。
我们在街道边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我们的谈兴还很浓，好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有说不完的往事。其实，我们对对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正因为一无所知，我们才如此急切地向对方表达自己。我们对对方讲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有浓厚的兴趣。
本来，从北大到长城饭店路途很长，但今天在我的感觉里，却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还没有谈多少话，车就到了。我们靠得很近，宁萱的肩靠着我的肩，我真希望她一直就这样靠下去。
在饭店门口，我送宁萱下车，她淡淡地、不动声色地向我说了一声"再见"，就转身走进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甚至我还没有握过她的手，也没有说更多的话——我还以为，告别至少应当有个简单的"仪式"。但是，我又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有勇气将我的感情全部表达出来吗？
回家的路上，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灯火不时闪烁进车厢里来，跳跃在我的衣服上。我又陷入无边的孤独之中。幸福感和失落感一起折磨着我，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翻腾的海浪中时隐时现的孤岛。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过："与自己作伴是最高的快乐，我们内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她能够做到，她把自己锁在巨大的宅院之中。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认为"孤独是迷人的"，我认为孤独是折磨人的。
我要告别孤独。
我要宁萱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每天都跟她呆在一起。
我要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凝视着我。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那天，听说公司要派人到北京出差，我自告奋勇要去。老板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是公司里最不愿意出差的员工。每次派我出差，老板都得亲自给我做上大半天的double\\quotation思想工作"。这一次，我却"不招自来"。我心里却在偷偷地笑：谁也不知道，我到北京的真正目的是去看廷生。
我多么想早一点见到他啊。我最害怕坐飞机，每次坐飞机，我都晕得厉害。而一下飞机，又得强打精神，马不停蹄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但是，为了与廷生相见，我不再对飞机抱深刻的偏见——它毕竟在空间上完全改写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两千里路的云和月，今天折算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航程。要是在古代，江南的读书人进京赶考要走多少天呢？他们的娘子又将在家中等待多少天呢？
一到饭店安顿下来，我立刻就给廷生打电话。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而我确实也做到了——从他接电话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他惊喜的神情。
我们约好傍晚六点在北大南门门口见面。
忙完了一天的公事，老板在饭店里请客户吃饭，要我作陪。我推说太累了，有点不舒服，便溜出饭店，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北大。
快到北大南门的时候，我在他的传呼机上留了言。
北大，前两年我来过，来了以后却很失望。它也充满了浮躁和骚动的气息，与外面的世界一样。本来，它应该是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沸沸扬扬，自己依然岿然不动。
北大不应该处于中关村这个"瞬息万变"之地，它似乎应当坐落在桃花源之类的地方。
北大的南门张灯结彩，有些不伦不类。我站在南门西南方向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能够先发现他，并且先观察他一番。我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
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一个男孩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着白色的夹克衫和... -->>
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
一、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昨天，生物系的老教授姚仁杰先生约我今天去他家中吃午饭。
刚认识不久的姚老师是一位"奇人"，我们的认识也颇有些机缘。
一九九八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厚厚三大卷的思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运动，三卷分别名为原上草、荆棘路、六月雪。钱理群先生为此书作一篇长序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在序言中，他给予这些事过境迁的"右派言论"以高度的评价。尤其是当年受到迫害的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们的言论，更触发了钱先生的感情和思索，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那些思想和言论超越了它们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落伍于那些鲜活的思想和言论。我更赞同后一种说法——他们太优秀了、太高贵了，邪恶如此嫉恨他们，黑暗如此恐惧他们。
双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于是，那些最优秀的人们，正要展翅高飞的时候却被残酷的命运突然折断了翅膀。这个性格乖张的民族，千百年以来，总是以折磨和消灭自己的精英人才为荣耀，总是以不断地走弯路为骄傲。
钱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道：
"今天重读这些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写下的文字，我无意在谭天荣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坚守，和刘奇弟的正视现实与返归平凡之间作出任何价值判断，我只相信这都是人所有的真实的选择。而且我怀疑他们所生活其中的(也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的现实能允许他们如愿以偿地实现自己的选择。因此，我关心，并且想要追寻他们后来的行踪。我要高声呼喊——
谭天荣，刘奇弟，张景中，陈奉孝，钱如平，王书瑶，岑超南，蒋兴仁，徐克学，陈爱文，江文，龙英华，姚仁廷生，庞卓恒，朱庆圻，杜家蓁，所有右派兄弟姐妹，你们在哪里？这几十年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北大百周年校庆时，你们回来了么？作为真正的北大人，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北大，以至整个中国，都应该倾听他们的声音。"这篇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这是钱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小的习惯。
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细微的"线索"，终于引来了他所呼唤的那些名字深情的回音。
钱先生提到的那些"右派"中，有一位名叫姚仁杰。一九五七年，姚仁杰是生物系年轻的助教，是著名生物学家张龙翔教授的得意弟子，他事业的风帆刚刚拉开。大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篇党啊，我们批评你，是真正爱你，信任你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
暴风骤雨般，姚仁杰与那些北大最优秀的人才一起，被驱赶出校园，强行扭送劳动教养。从此，他失去了二十年的人身自由。后来，姚仁杰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考验，又回到了北大。"前度姚郎"以自身卓越的学术成就，再次在北大站稳脚跟。他是当年被赶出北大的六百名"右派"中，又昂首挺胸地回来的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一。
他敏锐的思维还在，他充沛的激情还在，他爽朗的笑声还在，然而，他的青春岁月再也追不回来了。
姚仁杰看到了钱先生的序言，看到了最后那心灵相通的校友深情的呼唤，又发现文章最后注明"写于燕北园"，他大吃一惊——原来，他自己就住在燕北园。燕北园位于颐和园边上，是北大老教师比较集中的一个居住小区。
姚仁杰放下书，立刻去居委会打听钱先生的楼号、房号和电话号码，他多么想马上就见到作者，回应作者的呼唤。很快，两位老师联系上了。两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撞击出了闪亮的火花。
一个是下放贵州穷乡僻壤十八年的文学研究专家，另一个是在劳改农场挣扎了二十年的生物学家——他们共同承受了这所学校、这个国家的苦难。
他们曾经天各一方，却又神奇地重逢在一个园子里。
姚老师读过我的处女作火，也知道在校庆的高潮中我因为这本书而受到的种种压力，他还在会议上向校领导仗义执言——北大如果连一名青年学子的批评都容纳不了，还有什么资格在未名湖畔树立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呢？
姚老师知道我与钱先生来往亲密，便通过钱先生打听我的有关情况，并提出想跟我见面。
上个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和摩罗一起到钱先生家时，钱先生就打电话请姚老师来一聚。初次见面一交谈，我才知道姚老师也是成都人，我们是老乡。老乡见老乡，自然是倍感亲切。
姚老师已经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却还精神矍铄，满头黑发，声如洪钟。磨难不仅没有毁坏他的身体，反倒让他的脊梁像铁板一样压不弯。他的性格开朗乐观，一讲话便滔滔不绝。他的目光锐利澄澈，还保持着孩子般的真诚。他说他就是关汉卿笔下的那颗永不屈服的"铜豌豆"。告别的时候，姚老师热情邀请我们有空去他家做客，他亲自下厨做川菜给我们吃。
过完了国庆的假期，姚老师来电话，约我们今天中午去他家吃饭。上午，我与摩罗、杨帆夫妇到了姚老师家，钱先生早已到了。而姚老师从一大早开始就在厨房里忙碌着，一头的汗水。
姚老师很快就摆上了满满一桌子的川菜。这样高超的手艺，在大学教授里真是罕见。姚老师说，既然是学生物的，对饮食和保健就分外关注。我们一边吃，一边对饭菜的味道赞不绝口。
吃过饭，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两位老师聊起人生中的风雨，感慨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个时代的闸门，在他们的肩膀上留下了相同的印记。他们共同经受了红太阳的灼伤，他们共同反抗过那些实施精神奴役的企图。他们以青春和自由为代价，换来了人格相对的完整。
正在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我掏出来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宁萱小姐，请您回电话。"
这是我的传呼机上第一次出现宁萱的痕迹。我躲到阳台上去拨通了宁萱留下的电话，是那个我熟悉的手机号码。
"廷生，你在学校里吗？你猜我现在在哪里？"她的声音，我只听过一次，我的耳朵却已经与她的声音建立起了神奇的感应。那充满磁性的、有水晶的质地和苹果的香味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她的顾盼、她的轻颦、她的小小的顽皮。
"你在公司里？在家里？还是"
"都不是！我想你一定猜不到，我现在就在北京！"她在电话的那一边得意地笑了。看来，她早已经策划好了要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真的吗？你在哪里？我马上来看你！"我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了，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
"我是跟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来办事的，我们住在长城饭店。白天还有很多工作安排，我晚上到北大来见你吧。"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呢？由你来定吧。"我有些迫不及待了，但又知道，还得保持一点"含蓄"。
"那么，六点，在北大南门怎样？我办完事以后立刻赶过来。"宁萱说。她感觉到我的焦急，她在安抚我呢。
接着，她又有点不放心地问："你能从人群中认出我来吗？我的身上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好吧，我要考验考验你，看你的眼力如何。"
"我想，我应该可以认出你来。我们之间不是有心电感应吗？我们肯定不会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我毫不迟疑地说。我说话的时候，仿佛就已经看到一个女孩向我走来，一个模糊的身影，穿越旷野，穿越森林，向我走近了。
于是，我们就这样快言快语地约定了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六点，北京的天已经是半黑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刻。
还有几分钟，我正准备出发，传呼机响了。是宁萱的留言："我已经到了北大南门，请快来。"
我从宿舍骑着自行车赶过去。南门是北大的正门，虽然土头土脑的，新添加的灰色大理石门匾好像是墓碑，但它好歹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一般与陌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我们都会约在这里，即使是不熟悉北京的人，要找这里也很容易。
刚刚过了一次奢华的国庆节。不知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对某些整数有一种没有理由的虔诚心态。今年是国庆五十周年，于是人们受到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整数的支配。北大也不例外，南门口摆设了巨大的花坛和彩灯，即使在夜晚也照得四周金晃晃、闪亮亮的。这种张灯结彩的派头，倒显得这里不像是一个安谧的校园，不像是一个书声琅琅的学府，而像是衙门和官府。
我到门口，下了车，推着车出门。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我四处张望，她在哪里呢？
此时此刻的南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在这里等待朋友的人很多。忽然，我发现西北角站着一个女孩，高挑的个子，短短的头发，清秀的脸庞，穿着黑色的短大衣。右肩背着一个小挎包。
因为逆光，看不清楚她五官的容貌。
她静静地站着，像一棵春天里的树，长在清澈的溪水边上，叶子茂盛而柔软。
她不像周围的人那么焦急不安、走来走去、甚至不断地看表。她胸有成竹，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一站便是一朵脱尘的莲花，一站便将时间定格下来。她知道她所等待的就在眼前。
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她是不是宁萱呢？
我感觉到，她很可能就是宁萱。但我不敢直接上去询问，犹豫了片刻，我还是采取保守的办法：掏出手机，拨响了宁萱的手机号码。
刚刚拨通，那个一身黑衣的女孩就径直向我走过来，像一片云。走到我到身边，她微微地把头向我这边倾斜了一点，敞亮出温柔的笑容，轻声地问我："你是廷生吧？"
我切断手机，抬起头来，看见她的笑容，里面像水池一样装满调皮而灿烂阳光。她包里的手机正在唱歌，是约翰斯特劳斯蓝色的多瑙河的曲子。蓝色的水花似乎溅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她点点头，收起了手机。脸一下子就红了。
她就是宁萱。
这是与她打的一个照面。像是一出经过排演的戏剧，男女演员都如此熟悉对方的台词和动作。
看上去宁萱像是一个大一的小女生，而不像是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白领。她留着短短的、像小男孩一样的头发，不是我所想象的长发飘飘的样子。
在她那浓浓的、直直的眉毛下面，黑白分明的眼睛特别亮，像星子在闪烁。她的个子很高，差不多跟我一样高，因为我的眼睛平视着她的眼睛。
瞬间的对视，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她的眼睛太亮了，晃得我赶紧把目光移开。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审视"人家一个女孩子，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她却大大方方地观察着我。
她的目光直接地深入了我的心灵世界，像风，像光，像一支伸到水中的船桨。我还没有来得及下命令，所有的藩篱都自动地开启了，不需要钥匙，也不需要密码。
我们两人会心地一笑，算是认识了。
其实，我们早已认识，我们在千年之前就已定下了这个约会。今天的见面不过是水到渠成。
我带着宁萱进了校门，一边走一边问："你喜欢吃什么菜？北大里面有很多餐厅，各种风味的菜都能够尝到。淮扬菜、川菜，还是韩国菜、或者西餐？"
宁萱说，就到学生餐厅去吧，吃最简单的东西。她说，吃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跟谁在一起吃。
她又说，离开学校很久了，想重新体验一下在学校食堂吃饭的感觉。
我们沿着北大南门的主干道往北走。宽阔的道路两边是高耸的白杨树，秋天正是白杨树最英俊的时刻。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像是情侣之间在诉说亲密的情话。
从树枝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星星。
在北京，并不是每天都能够看到星星。是不是宁萱的到来，使得星星们情不自禁地张开了眸子？
此时此刻，慢慢步行的和匆匆骑车而过的学生，在我的眼里都变的比平时可爱多了。空气里弥漫着故乡的气味。
我带着宁萱去我平时经常去的"家园"餐厅。它开张的时间不长，饭菜的味道还不错。一楼是自助的套餐，二楼可以点菜。我们从中间的转角楼梯上楼，在二楼的拐角处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我请宁萱点菜，我不知道她的口味。她说，拔牙的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今天只能吃点清淡的菜。
一起步行的那几百米的路程，我在右边推着车，宁萱在左边与我并肩走着。所以，我们虽然说了好多话，我却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打量她，只能看到她的一个柔和的侧影。现在，宁萱就坐在我的对面，我才在她埋头看菜谱点菜的时刻，悄悄地打量她。
她的浑身上下没有一件装饰品，没有戒指、手镯、项链和耳环之类的年轻女孩子喜欢佩带的东西。她的脸上也没有化过妆的痕迹，素面朝天，清清爽爽，如同一朵出水芙蓉。
她脱去大衣，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灰色毛衣。毛衣勾勒出她玲珑的身材，胸口的地方有几道朴素的横条花纹，灰白相间，沉静中平添了几分活泼的情调。
宁萱的领口下露出左右两块柔和透剔的蝴蝶骨，美得让我心醉。她说话的时候，两只蝴蝶骨在轻轻地颤动，就好像两只灵巧的蝴蝶在飞舞着。
她说，跟南方相比，北京温差很大，夜晚气温下降很快，现在虽然是十月，但还是带了一件大衣来，晚上果然派上了用场。不然的话，刚才在校门口早被秋风冻成了冰棍。
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里一样动听。她一说话，就露出两颗洁白的、可爱的小虎牙来。这两颗小虎牙，使我想起曾经让少年时代的我魂牵梦绕的"小黄蓉"翁美玲来。
那时，我们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对香港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如醉如痴。电视剧每天晚上九点播出，而我们九点才下晚自习，再加上回家路上所要花费的时间，至少有半节电视剧的内容要错过。于是，下课铃还没有响，我们就早已把书包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甚至还有同学都把书包背到了背上，一等铃响便准备冲刺回家。班主任走进教室，看到我们准备"远征"的模样，眼睛都瞪大了。当时，所有的男孩子都迷上了玲珑剔透的小黄蓉，迷上了翁美玲那两颗古灵精怪的小虎牙。
真巧，宁萱也有两颗这样的小虎牙。正是这两颗小虎牙，使她在灵巧大方之外又增添了几分天真和羞涩。
第一次见宁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她有些冷漠，因为她的神态里有点巩俐的味道，有点对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不以为然或者有点轻蔑的神情。我也是第一次见她，但因为我们之间有过一段时间的书信往来，心灵与心灵早就相通了。所以我倒不觉得她的脸色和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反而觉得在她的身上有一种需要我特别加以怜惜和呵护的脆弱。
宁萱外表上的"冷"，其实是骨子里的脆弱的保护色——这种隐藏起来的脆弱，比那些能够一目了然的脆弱更为致命。
她的脸色有点苍白，也许是刚刚动过拔牙手术的缘故，也许是工作太劳累的缘故，也许是刚才在风中站太久受了寒气的缘故。这种白，是最珍贵的瓷器的白，让人不敢触摸，怕一触摸就融化掉了。
她的短头发颇有迷惑力：不熟悉她的人，乍一见面会以为她是一个精明能干、风风火火的现代女孩，而真正了解她内心的人却知道，这是她故意给别人设下的一个"视觉陷阱"。她其实是一个敏感、多思、柔弱而宁静的古典女孩。我猜想，她原本有过一袭流水般的长发，曾经在校园里吸引过好多男孩子的目光。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问问她，证实一下我的这一猜想是否正确。
"你在想什么呢？"宁萱放下菜谱，打断了我的遐思。她大概已经发现我在偷偷地打量她，脸上飞起一抹红霞。这种红霞与原来的苍白相映衬，仿佛众多雪白的李花之间盛开一树粉红的樱花。
她点了一盘香菇菜心、一盘滑溜牛柳，还有一碗萝卜丝鲫鱼汤。都是一些很清淡的菜。
古人说，秀色可餐。原来，我以为这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的说法，现在，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句话的含义。今天，当我面对宁萱的时候，居然一点食欲也没有，几个菜仅仅浅尝辄止，米饭也只吃了小半碗，这跟我平时的食量大不相称。她的美愉悦了我的心灵，使我忘记了胃的需要。
相反，宁萱倒是显得食欲旺盛。她说，在会议中心开完会立即就赶过来，站在校门等我的时候，早已经"饥寒交迫"了。
"这是拔牙之后，第一次吃有味道的饭菜，之前都是喝千篇一律的稀粥。今天我觉得饭菜觉得特别香，北大的伙食还真不错。"一眨眼间，宁萱就吃完了一碗米饭。
"今天累坏了，不停地跟客户谈判。也饿坏了。"宁萱又要了一碗米饭，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你的拔牙的伤口还没有好，就被资本家派遣到北京来出差，你们老板真是太残忍了。"我愤愤不平地说。
"老板不派我到北京来出差，我又怎么能够见到你呢？"宁萱嫣然一笑，反问我。
周围的桌子上渐渐坐满了人，餐厅变得嘈杂起来。然而，我们两人仿佛在这喧闹的世界之外。我们独享一个自由自在的时空。我一个人或者跟很多朋友一起，在这里吃过无数次饭，这一次，因为身边是宁萱，我觉得餐厅似乎也变成了一家崭新的餐厅。
我们吃完饭，我邀请宁萱去我的小屋。她点点头答应了。
我提出骑车带她。刚开始，她不肯。我鼓励了一番，她才坐在后座上，却显得小心翼翼，好像随时准备跳车。在前面骑车的我，比在后面坐车的她还要紧张，好像载着千斤重担——虽然宁萱很轻。
出了小南门，继续往西。宁萱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她的身体离我的背部还有一些距离，这是她刻意保持的距离吗？她没有伸手揽住我的腰，然而，我却能够感觉到她的体温。
在过路口的时候，突然遇到了红灯。我立刻刹车，宁萱在后面下意识地用双手抱住我的腰，并发出一声轻轻地叫声。我一边如履薄冰，弄得自己出了一头的汗，一边却在暗自窃喜：这是我们身体的第一次接触——她柔软的手臂一度搂着我的腰。
刚到楼下，我发现整座楼都黑漆漆的。是不是停电了？那就太惨了。忐忑不安地，我还是带着宁萱摸黑上了六楼。打开门，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下面几层没有电，我们这层却还有电。
宁萱进了屋，在原地转了一个圈，环顾了一下四周。我的小屋没有什么装饰品，简简单单的，却整洁有序。四周都是简易书架，上面放满了书籍。我的几千册书籍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够伸胳膊伸腿的地方。
"哇！你的书真多！"她感叹道，听得出她不是在故意恭维我。
谁夸奖我的藏书，我就感到无比的高兴。有人是秉性难移的守财奴，我却是一个"守书奴"。
"要是我能够有几个月的假期，一定到这里来。我要把这里当作图书馆，开开心心地读它几百本书。"宁萱拿起这本书，又放下，去拿另一本，好像淘气的孩子找到一大堆玩具一样。看来，我的藏书中，好多都是她所喜欢的。她告诉我，我的藏书几乎涵盖了她那不多的藏书。
我们在房间里聊了一阵。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这是我对朋友的最高礼遇。她坐在平时我自己坐的电脑椅上，刚读了几行，便称赞一番；再读几行，却又提出不同的意见来。并且，她不等我反应过来，就径直在电脑上"啪啪啪"地打字——她居然在修改我的文章。
"这个词语用得不妥当！"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成分，让我难以辩驳。
我珍惜自己的文字就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我写的文字一般都不作修改。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经过长期的酝酿成熟以后，一气呵成、"一次成型"。我也从来不会让任何人打开我的电脑、在我已经完成的文字上作修改。谁碰我的文字，我就有一种身体受伤的感觉。
今天，宁萱破天荒地这样做了，我竟然没有生气，还首肯了她修改的三五个小地方。事后一想，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我站在椅子背后，看到了她雪白的脖子，她衬衣的领子上缀着精美的花边。女性特有幽幽的香味传了过来，我的屋子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气味。
是她的体香，还是她的心香呢？
文章太多，宁萱看了几篇，说看得眼睛发痛。我的文章，本来就无法"快速阅读"。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全部看完，是不可能的。
我告诉宁萱，状态好的时候，我每天能够写作五千字，而且一点也不会感到累。我可以从早晨写到晚上，除了吃饭之外，一直不休息，让文字像流水一样涌出来。有的时候，写完一篇文章，我自己也会惊叹：这是我写的吗？是不是上苍借我的手传达他的想法？
"你天生就是一个与文字为伴的人。只要世界上还有人喜欢读书，你就饿不死。你的饭碗才是真正的铁饭碗呢。"她说，她太想读完所有的文字了，她真希望她的目光像鸟儿掠过大地一样扫描过这些篇章。
怎么办呢？我有了一个主意：把刚刚编辑完的新书全部复制在一张软盘上，让她带回去慢慢看。
又聊了一阵，家里还有一点轻微的油漆的气味，我怕宁萱闻着难受，便建议去北大西门外的酒吧里坐坐。
宁萱答应了，她说也想体味一下我的"休闲生活"。她还以为我经常泡酒吧。其实，平时我几个月也难得去一次。今天提议去，仅仅是因为她来了。
西门外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酒吧，虽然比不上城东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气派，却也显得曲径通幽，别有一种小家碧玉的风韵。我不常去，也不知道究竟哪家的气氛最好。我们只好随便碰碰运气。
推开几家酒吧的门进去，里面有各色的乐队在歌唱，他们都是一些浪迹在北京的、还没有成名的摇滚乐队。他们做着单纯的明星梦，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然而，京城的现实离他们的想象却有十万八千里。后来，他们不得不到酒吧里演唱，收入虽然不丰，但也勉强可以维持生计。
我们嫌这样的酒吧里太吵，在歌手们声嘶力竭的演唱中，根本没有办法谈话。于是，还没有坐下来，我们就出去了。
后来，我们走进一家名叫"漂流木"的酒吧。它的门是用深色的木头装修的，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推门进去，里面果然安安静静的，仅仅放着柔和的轻音乐。温馨的灯光下，装饰也俭朴有致，有点海洋和沙滩的感觉。有些酒吧，装修得富丽堂皇，好像是想模仿欧洲的贵族生活方式的暴发户，却怎么学都是东施效颦，反倒露出自己的马脚来。相比之下，"漂流木"真像是一个小小的港湾，在海洋穷尽的地方，给身心疲惫的探险者提供一处小憩的空间。
碰巧的是，酒吧里没有别的顾客。我们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我们挑了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来。我问宁萱喜欢喝点什么，她说随便什么都行。我便要了两杯红酒。
宁萱悠悠地说："好久没有过一个如此开心的夜晚了。"
我说："我也是。我今天一个晚上说的话，比平时一个月说的话还要多。因为你来了，我才有倾诉的欲望。"我的夜晚，都是与电脑和书籍为伴。即使让自己放松放松，也就是去大讲堂看一场电影，让自己的思索在电影营造的虚幻世界中翱翔片刻。好几年了，从来没有跟女孩一起去酒吧的经历。
在我们的身后，是两根木桩支起一张网。网的扭结处，捆着空酒瓶。一张几平方米的大网，上面点缀了几十个酒瓶。这大概就是"漂流木"这个名字的来历吧。各种各样的空瓶子，大的，小的，精美的，粗朴的，圆滚滚的，清瘦的聚集在一起，像是瓶子们在开家族会议。
我不禁遐想：每一个漂流瓶，大概都有自己沧桑的故事；每一次的撒网，大概都有一笔不期而遇的收获。那么，我愿意当那个穷得没有鞋穿的渔夫，虽然穷，却有希望和梦想。
美国有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漂流瓶的故事。由一个小小的漂流瓶，由漂流瓶中的一封信件，引出了两个寂寞的人，以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当然是好莱坞式的老套子，但很多细节却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像黑暗中的珍珠。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宁萱听，她笑了一笑，对我说："我突然想写一首小诗，题目就叫漂流瓶。我们茫然的命运，从本质上来看，与这些漂流瓶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快，念给我听听吧。"我立刻来了兴趣。我相信她是一个能够"七步成诗"的才女。
宁萱思索片刻，便轻声地朗诵起来：
是不是每一个漂流瓶都来自远方
是不是每一个远方都有一位姑娘
是不是每个姑娘都心怀忧伤
是不是每段忧伤都藏着梦想
是不是每个梦想都能乘着波浪
是不是每朵波浪都能找到方向
是不是每个方向都能望见彼岸
是不是每处彼岸都能碰上偶然
是不是每个偶然都有一双慧眼
是不是每双慧眼都能湿润心田
是不是每块心田都渴望爱情
是不是每一份爱情都能结成良缘
她那轻柔的声音，在浓郁的烛光之中流淌着。我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让全身的毛孔都尽情地张开。像千百双眼睛。让这千百双的眼睛来捕捉波浪的声音。又像千百双耳朵。让这千百双耳朵来倾听波浪的芬芳。
这声音，是雨后的彩虹的色彩，是成熟的柚子的芳香，是海浪拍打岩石的节奏。
这芬芳，是潮汐后沙滩金黄的颜色，是漂流瓶的橡木塞子的香气，是海螺回应海风的旋律。
宁萱告诉我，这是脱口而出的一首诗歌。她经常会突然地想起一些诗句来，也没有刻意地搜集和记载。因此，很多诗歌过了几天以后，再也记不起来了，就好像被海水卷走的贝壳，再也不知所终。
听她这么说，我感到十分可惜，赶紧在心里把这首小诗默默地记忆了两遍，直到保证记得一字不差为止。这么好的诗句，让它们随风而来，随风而去，真是太浪费上天的赐予了。
念完诗歌，宁萱累了，她把两支胳膊放在桌子上，把半边脸庞放在胳膊上。她的眼睛注视着咫尺之遥的烛光。她的脸庞全部被笼罩在烛光之中。她一脸的不设防，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圣洁。
她干脆就闭上眼睛，倾听轻柔的音乐。她眨眼睛的时候，眸子里的光彩，就像是深秋寒潭上掠过的点点阳光；她闭上眼睛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就像花园里的栅栏，掩住满园的春色。我们虽然初次见面，她在我的面前，却无拘无束、落落大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无须掩饰，也不必客套。
忽然，我的心灵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心弦如琴弦。我心里暗自想，宁萱的脸庞该靠在我的肩上。我的肩头应当能够承担这样的重量。我有一种欲望，一种想伸出手去揽住她肩头的欲望。犹豫了片刻，还是不敢。
一晃就是十点半了。宁萱说，她得回酒店了。我想劝她再呆一会儿，话在嘴边跑了几个来回，却没有说出口。
"那么，我送你回去吧。"我替宁萱披上大衣。
我们在街道边招了一辆出租车。我们一起坐在后座上。我们的谈兴还很浓，好像是很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有说不完的往事。其实，我们对对方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正因为一无所知，我们才如此急切地向对方表达自己。我们对对方讲的任何一个话题都有浓厚的兴趣。
本来，从北大到长城饭店路途很长，但今天在我的感觉里，却是短短的一瞬间——我们还没有谈多少话，车就到了。我们靠得很近，宁萱的肩靠着我的肩，我真希望她一直就这样靠下去。
在饭店门口，我送宁萱下车，她淡淡地、不动声色地向我说了一声"再见"，就转身走进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甚至我还没有握过她的手，也没有说更多的话——我还以为，告别至少应当有个简单的"仪式"。但是，我又该对她说些什么呢？我有勇气将我的感情全部表达出来吗？
回家的路上，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灯火不时闪烁进车厢里来，跳跃在我的衣服上。我又陷入无边的孤独之中。幸福感和失落感一起折磨着我，我感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在翻腾的海浪中时隐时现的孤岛。
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说过："与自己作伴是最高的快乐，我们内在的听众就是我们自己。"她能够做到，她把自己锁在巨大的宅院之中。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认为"孤独是迷人的"，我认为孤独是折磨人的。
我要告别孤独。
我要宁萱到我的身边来。
我要每天都跟她呆在一起。
我要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凝视着我。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那天，听说公司要派人到北京出差，我自告奋勇要去。老板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是公司里最不愿意出差的员工。每次派我出差，老板都得亲自给我做上大半天的double\\quotation思想工作"。这一次，我却"不招自来"。我心里却在偷偷地笑：谁也不知道，我到北京的真正目的是去看廷生。
我多么想早一点见到他啊。我最害怕坐飞机，每次坐飞机，我都晕得厉害。而一下飞机，又得强打精神，马不停蹄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但是，为了与廷生相见，我不再对飞机抱深刻的偏见——它毕竟在空间上完全改写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两千里路的云和月，今天折算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航程。要是在古代，江南的读书人进京赶考要走多少天呢？他们的娘子又将在家中等待多少天呢？
一到饭店安顿下来，我立刻就给廷生打电话。我想给他一个惊喜，而我确实也做到了——从他接电话的声音里，可以想象出他惊喜的神情。
我们约好傍晚六点在北大南门门口见面。
忙完了一天的公事，老板在饭店里请客户吃饭，要我作陪。我推说太累了，有点不舒服，便溜出饭店，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北大。
快到北大南门的时候，我在他的传呼机上留了言。
北大，前两年我来过，来了以后却很失望。它也充满了浮躁和骚动的气息，与外面的世界一样。本来，它应该是无论外边的世界怎样沸沸扬扬，自己依然岿然不动。
北大不应该处于中关村这个"瞬息万变"之地，它似乎应当坐落在桃花源之类的地方。
北大的南门张灯结彩，有些不伦不类。我站在南门西南方向的一个角落里。这样，我就能够先发现他，并且先观察他一番。我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
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一个男孩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校门里走出来。他穿着白色的夹克衫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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