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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长，廷梅还好吧？”研究完工作，山椿问王村长。
“还行吧，我也好久没去看她了。”王村长说。
“哦，她也没回来？”山椿问。
“没有。远，难得走。还说是城里信惯了，回乡下不习惯。”王村长笑笑。
“哦，再不习惯也是自己的家吧，还是得回来看看才是。”山椿诚恳地说。
“那她的城市户口落实没有呢？”山椿又问。
“这个我还不清楚，下回见到她我问问。”王村长说。
“这个问题很关键，一个呢，是廷梅和你们家人的追求，二个呢，是关系到小孩子出生以后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事儿。”山椿说。
“城里人小孩生下来不就是城市户口吗？”陈天安不解地问。
“这可不是哈，妈是城市户口，小孩生下来才能上城市户口。”山椿说。
“啊，还有这规定？”陈天安一脸的不信。
王村长一脸的懵。
“是啊，我堂姐，也是嫁到街上，先没解决到城市户口，是小孩都不敢怀，直到解决了，才怀了孩了。”山椿说。
“天安，叶家良有消息没有？”从九支书那里出来，山椿问。
“听说是在广东一个砖厂干活儿，具体不清楚。”陈天安说。
“他家里怎样了？”山椿问。
“还是那样子，那年你帮他家里解决了困难户，一年乡上要帮点，还过得去。最近听说叶家良也带了点钱回来。”陈天安说。
“外出做工的人怎么个情况？”山椿问。
“先是你鼓动那几个出去了，过后又有人陆续出去，现在多了。出去了的，只有少数几个回来了就没再出去，其他的都还算在外面稳得起。”陈天安说。
“看这形势，改革开放还要大整，以后外出的人还要多。”山椿说。
“这个是肯定的，我也是家里走不了，不然我也出去了。”陈天安说。
“这下你有老婆有儿子的人了，就别出去了，当好干部，为大家服好务嘛。”山椿说。
“那个又不想多挣点钱呢，当这农民硬上恼火。”陈天安嘿嘿地笑着。
“农民不恼火，谁还愿意背井离乡的去城市？谁还愿意住在城市里连父母都不回来看？”山椿说。
“你别信他的。”陈天安说。
“不信谁的？”山椿问。
“王村长啊，他廷梅一直住起在他家。”陈天安说。
“不会吧。”山椿不明白也震惊。
“先去了几个月，怀了娃娃就回来住，说是那家人也穷，修锁配钥匙能挣几个钱？就只有回娘家养胎。生了头胎是个女儿，不久又怀了二胎。城里的计划生育也追得紧，又回娘家躲娃来了。”陈天安小声地说。
“哦，这就可怜了。”山椿说。
“就是，本想嫁城里去享福，没福享不说，还得娘家来养着。”陈天安说。
“在娘家养胎，没人告王村长计划生育吗？”山椿问。
“没人告。这计划生育搞得是凶，可农村哪家不是生两个三个的，对这些事，农村人是不会去告的。” 陈天安说。
“哦，还是老百姓善良。”山椿感慨。
正月初三，胡仁昌来找山椿，几年的打工生活，胡仁昌更加瘦弱，看上去还略有些苍老，与他二十多岁的人不相符。
“还好吧。”从胡仁昌的外貌上山椿已看出不是很好，本不想问，但还是不自觉的问了出来。
“唉，好啥子哟。”胡仁昌摆摆手。
“怎么，打工不顺利？”山椿问。
“农民进城，那来的顺利？”胡仁昌两手一摊。
“凭力气干活，凭本事吃饭，还分城市农村？”山椿有些不相信。
“人啊，到了哪里都分三六九等。”胡仁昌一脸的苦大仇深。
“山椿，山椿。”山椿正待问个明白，听得山兵的声音在外面喊。
“哟，你们这一去几年不回来，今年咋过全都回来了？”山椿笑着把山兵迎进了屋。
“这是胡仁昌，也在广东打工。这是我山兵哥，和你一年出去打工的，也在广东吧。”山椿给二人做了介绍。
“是的，我也在广东。”山兵说。
“今年怎么回来了？”山椿问。
“唉，前几年吧，就在外面下苦力，没挣到几个钱，想回来又舍不得那几个路费，再说两手空空，回来也没面子不是。”山兵说。
“为什么挣不到钱？”山椿问。
“开始出去打工的，大多是城里的待业青年，还有工厂的下岗工人，他们城里人啊，世面见得多，家底也比我们厚，出去时合包里都揣着几个。我们农民，最初出去的人就很少，一路省吃敛用到了广东，四个合包一样重，分纹没有，举目无亲，看见城市就茫然，自己就低人一等了。”山兵说。
“就是那感觉，特别不好受。”胡仁昌说。
“这些不好受也就算了，忍着吧。可城市里没有我们立锥之地，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一见到我们这些乡下去的，人人都一副鄙矣，一副不屑，让你心里凉嗖嗖的。”山兵说。
“让人瞧不起也就算了，关键的是，找活干难，挣钱难。经常是干了活，不给钱，找个理由把你撵了。反正去的乡下人多，老板也不怕找不到人干活。”胡仁昌两眼红红的。
“钱没挣到，你在这城市里还站坐都要钱。”山兵说。
“何止站坐要钱哦，撒尿拉屎你也得拿钱。”胡仁昌说。
“不会吧，撤尿拉屎也要钱？”山椿不信。
“当然，厕所是收费的。”山兵说。
“哦，厕所收费？”山椿问。
“那当然。”胡仁昌点点头。
“乱收费吧，政府不管？”山椿问。
“人家私人或单位建的厕所，要收回成本，政府谁管？”山兵说。
“政府不仅不管撤尿拉屎收钱，政府也收钱。不论是政府还是单位，老板，私人都从农民打工仔手里收钱，这样整下来，打工的钱连吃饭都不够。”胡仁昌说。
“政府收什么钱？”山椿问。
“暂住费啊，治安管理费，清洁费，最初每人每月五块，现在涨到十块了，有的地方十五块了。关键，你交了这个地方的暂住费，如果到另外的地方去，人家还不认帐，得重交。”山兵说。
“哦，这样啊。”山椿听明有点明白了。
“那打工还有意思吗？”山椿说。
“有啊，至少我节约了一个人的口粮啊。还有这几年下来，总还是能落下一点钱的。我家，婆娘没口粮地，儿子没口粮地，一个人的地，要是三个人吃，那不得饿死？所以我还得出去。”胡仁昌说。
“看你这身体，不太好吧。”山椿关心地问。
“唉，工地干活，累。住的差，有时没找到活干，睡桥洞，睡路边边。有时为了赶时间，吃饭也没个定准。为了省钱，有时下雨天没开工，也就将就对付，整起病了。这都不算什么，只是老想着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父母，想着自己的妻儿，想着咱这农民为啥就这么命苦，有时感到绝望，痛恨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要投胎到这农村。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也许哪天我会在这绝望中灭亡吧。”胡仁昌两眼空空，没有一丝丝儿光，让山椿看了心里一颤，透心的凉。
“也不要那么悲观，事情还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条件也在改善。”山兵也看出了胡仁昌的异样。
“人是越来越多的去打工，活儿就会越来越难找，是吧。我们还得做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我们还得低人一等，受人篾视。何时才是我们农民与城里人平等的时候？”胡仁昌情绪有些激动。
“我看你状态不是很好，还是在家呆两年吧，等缓缓再出去吧。”山椿说。
“不行啊，我也感到精疲力竭，累，累，确实累。身累，心累，绝望。可家里父母和我三份地，五张嘴吃饭，父母也没法子，分家单过了，我也愧对父母。剩下我一份地，三个人吃，难。我也想在家不出去，也想一家人在一起，可饭都没吃的，咋办？我，我还得出去。”胡仁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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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长，廷梅还好吧？”研究完工作，山椿问王村长。
“还行吧，我也好久没去看她了。”王村长说。
“哦，她也没回来？”山椿问。
“没有。远，难得走。还说是城里信惯了，回乡下不习惯。”王村长笑笑。
“哦，再不习惯也是自己的家吧，还是得回来看看才是。”山椿诚恳地说。
“那她的城市户口落实没有呢？”山椿又问。
“这个我还不清楚，下回见到她我问问。”王村长说。
“这个问题很关键，一个呢，是廷梅和你们家人的追求，二个呢，是关系到小孩子出生以后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的事儿。”山椿说。
“城里人小孩生下来不就是城市户口吗？”陈天安不解地问。
“这可不是哈，妈是城市户口，小孩生下来才能上城市户口。”山椿说。
“啊，还有这规定？”陈天安一脸的不信。
王村长一脸的懵。
“是啊，我堂姐，也是嫁到街上，先没解决到城市户口，是小孩都不敢怀，直到解决了，才怀了孩了。”山椿说。
“天安，叶家良有消息没有？”从九支书那里出来，山椿问。
“听说是在广东一个砖厂干活儿，具体不清楚。”陈天安说。
“他家里怎样了？”山椿问。
“还是那样子，那年你帮他家里解决了困难户，一年乡上要帮点，还过得去。最近听说叶家良也带了点钱回来。”陈天安说。
“外出做工的人怎么个情况？”山椿问。
“先是你鼓动那几个出去了，过后又有人陆续出去，现在多了。出去了的，只有少数几个回来了就没再出去，其他的都还算在外面稳得起。”陈天安说。
“看这形势，改革开放还要大整，以后外出的人还要多。”山椿说。
“这个是肯定的，我也是家里走不了，不然我也出去了。”陈天安说。
“这下你有老婆有儿子的人了，就别出去了，当好干部，为大家服好务嘛。”山椿说。
“那个又不想多挣点钱呢，当这农民硬上恼火。”陈天安嘿嘿地笑着。
“农民不恼火，谁还愿意背井离乡的去城市？谁还愿意住在城市里连父母都不回来看？”山椿说。
“你别信他的。”陈天安说。
“不信谁的？”山椿问。
“王村长啊，他廷梅一直住起在他家。”陈天安说。
“不会吧。”山椿不明白也震惊。
“先去了几个月，怀了娃娃就回来住，说是那家人也穷，修锁配钥匙能挣几个钱？就只有回娘家养胎。生了头胎是个女儿，不久又怀了二胎。城里的计划生育也追得紧，又回娘家躲娃来了。”陈天安小声地说。
“哦，这就可怜了。”山椿说。
“就是，本想嫁城里去享福，没福享不说，还得娘家来养着。”陈天安说。
“在娘家养胎，没人告王村长计划生育吗？”山椿问。
“没人告。这计划生育搞得是凶，可农村哪家不是生两个三个的，对这些事，农村人是不会去告的。” 陈天安说。
“哦，还是老百姓善良。”山椿感慨。
正月初三，胡仁昌来找山椿，几年的打工生活，胡仁昌更加瘦弱，看上去还略有些苍老，与他二十多岁的人不相符。
“还好吧。”从胡仁昌的外貌上山椿已看出不是很好，本不想问，但还是不自觉的问了出来。
“唉，好啥子哟。”胡仁昌摆摆手。
“怎么，打工不顺利？”山椿问。
“农民进城，那来的顺利？”胡仁昌两手一摊。
“凭力气干活，凭本事吃饭，还分城市农村？”山椿有些不相信。
“人啊，到了哪里都分三六九等。”胡仁昌一脸的苦大仇深。
“山椿，山椿。”山椿正待问个明白，听得山兵的声音在外面喊。
“哟，你们这一去几年不回来，今年咋过全都回来了？”山椿笑着把山兵迎进了屋。
“这是胡仁昌，也在广东打工。这是我山兵哥，和你一年出去打工的，也在广东吧。”山椿给二人做了介绍。
“是的，我也在广东。”山兵说。
“今年怎么回来了？”山椿问。
“唉，前几年吧，就在外面下苦力，没挣到几个钱，想回来又舍不得那几个路费，再说两手空空，回来也没面子不是。”山兵说。
“为什么挣不到钱？”山椿问。
“开始出去打工的，大多是城里的待业青年，还有工厂的下岗工人，他们城里人啊，世面见得多，家底也比我们厚，出去时合包里都揣着几个。我们农民，最初出去的人就很少，一路省吃敛用到了广东，四个合包一样重，分纹没有，举目无亲，看见城市就茫然，自己就低人一等了。”山兵说。
“就是那感觉，特别不好受。”胡仁昌说。
“这些不好受也就算了，忍着吧。可城市里没有我们立锥之地，走到哪里都不受待见。一见到我们这些乡下去的，人人都一副鄙矣，一副不屑，让你心里凉嗖嗖的。”山兵说。
“让人瞧不起也就算了，关键的是，找活干难，挣钱难。经常是干了活，不给钱，找个理由把你撵了。反正去的乡下人多，老板也不怕找不到人干活。”胡仁昌两眼红红的。
“钱没挣到，你在这城市里还站坐都要钱。”山兵说。
“何止站坐要钱哦，撒尿拉屎你也得拿钱。”胡仁昌说。
“不会吧，撤尿拉屎也要钱？”山椿不信。
“当然，厕所是收费的。”山兵说。
“哦，厕所收费？”山椿问。
“那当然。”胡仁昌点点头。
“乱收费吧，政府不管？”山椿问。
“人家私人或单位建的厕所，要收回成本，政府谁管？”山兵说。
“政府不仅不管撤尿拉屎收钱，政府也收钱。不论是政府还是单位，老板，私人都从农民打工仔手里收钱，这样整下来，打工的钱连吃饭都不够。”胡仁昌说。
“政府收什么钱？”山椿问。
“暂住费啊，治安管理费，清洁费，最初每人每月五块，现在涨到十块了，有的地方十五块了。关键，你交了这个地方的暂住费，如果到另外的地方去，人家还不认帐，得重交。”山兵说。
“哦，这样啊。”山椿听明有点明白了。
“那打工还有意思吗？”山椿说。
“有啊，至少我节约了一个人的口粮啊。还有这几年下来，总还是能落下一点钱的。我家，婆娘没口粮地，儿子没口粮地，一个人的地，要是三个人吃，那不得饿死？所以我还得出去。”胡仁昌说。
“看你这身体，不太好吧。”山椿关心地问。
“唉，工地干活，累。住的差，有时没找到活干，睡桥洞，睡路边边。有时为了赶时间，吃饭也没个定准。为了省钱，有时下雨天没开工，也就将就对付，整起病了。这都不算什么，只是老想着自己的命运，想着自己的父母，想着自己的妻儿，想着咱这农民为啥就这么命苦，有时感到绝望，痛恨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要投胎到这农村。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也许哪天我会在这绝望中灭亡吧。”胡仁昌两眼空空，没有一丝丝儿光，让山椿看了心里一颤，透心的凉。
“也不要那么悲观，事情还是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条件也在改善。”山兵也看出了胡仁昌的异样。
“人是越来越多的去打工，活儿就会越来越难找，是吧。我们还得做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我们还得低人一等，受人篾视。何时才是我们农民与城里人平等的时候？”胡仁昌情绪有些激动。
“我看你状态不是很好，还是在家呆两年吧，等缓缓再出去吧。”山椿说。
“不行啊，我也感到精疲力竭，累，累，确实累。身累，心累，绝望。可家里父母和我三份地，五张嘴吃饭，父母也没法子，分家单过了，我也愧对父母。剩下我一份地，三个人吃，难。我也想在家不出去，也想一家人在一起，可饭都没吃的，咋办？我，我还得出去。”胡仁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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