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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罗小说网 www.dlxs.cc,我的人生感悟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绝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了。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此后,我在清华毕业后教了一年书,同另一个乔木(乔冠华,后来号“南乔木”胡乔木号“北乔木”)一起到了德国,一住就是10年。此时,乔木早已到了延安,开始他那众所周知的生涯。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开头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同意了。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他们俩显然很熟识。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彼此哈哈大笑。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绝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独自的经历。我们虽然没有当面谈过,但彼此心照不宣。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我本来应该回报点东西的,可我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送给乔木过。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人,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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